在清朝历史上的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是个重要的年份，之前欧洲人与中国通商做买卖，那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但自从1683年康熙收复台湾后做了一项重大决定，开海禁在粤闽江浙四处设立了海关，这样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在广州，宁波，厦门等多个港口进行通商。
国王的商人
欣喜若狂的英国人实在是不懂大清朝的国情。四个港口做贸易对英国人是有利的，他们可以往来各个港口压低物价，但最终他们还是最喜欢在广州做贸易，为什么呢？我们先从四个海关监督说起，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任，浙海关及江海关由各省的巡抚兼任，唯独粤海关由内务府指派，相当于直接向皇帝负责。
四个海关区域都出现了一股垄断市场的新势力，中国人叫“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等，但在欧洲人眼里统一都叫做“国王的商人”。从商人角度那就是政商，操纵市场；从官吏的角度那就是剥夺利益，其结果就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康熙四十三年（1704），厦门出现“皇商”组织公行，不允许公行外的商人与欧洲人做买卖，从此厦门的市价完全由公行操纵，外国商人苦不堪言；宁波不但有特殊的权利商人，竟有官吏自己定价格强迫欧洲商人交易。
那粤海关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的，只是没有其他港口那么夸张，官吏的贪索比较有分寸，粤海关监督直属内务府也就可以不鸟一般的“皇商”。从18世纪中叶起中外通商实际上都是在广州，而且是限定在“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
“十三行”是广州沿岸一片围起来的狭长区域，里面有仓库，办公室和住房。东印度公司及欧洲商人来到这里做生意，基本是处于一种监禁的状态，尽管里面还有妓院，但老外还是很愤怒。为什么呢？这要从十三行的规矩讲起，我们看十三行的这些奇葩禁令：
外国女人不能来广州，清朝叫“番妇”；通商的船离开广州后，欧洲商人不得留在广州必须随船回国或到澳门去；外国商人那时叫“夷商”，夷商通商期间起居都要在十三行内，每月可以出去春游三次，每次不能超过十个人；“外夷”不能坐轿，不能学习中文，不许购买中国书籍；欧洲商人要是有什么文件传递必须通过十三行公行才能到海关监督那里；仆役限量，而且必须由十三行代雇；官吏每年把这些禁令宣布一次，并训导各公行回去好好地开导那帮不知礼义廉耻的外夷。
清朝的关税及贪腐
清朝已经有了法定公开的海关税则，但执行起来却相差甚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以来在中国通商的欧洲商人完全不知道中国税则张什么模样，索要海关税则多次，每次都被地方官吏拒之门外。
清朝的海关税分为两种：船钞与货税。按照户部的章程，船钞应该量一下船体的大小，大船纳税一千二百两，中船九百六十两，小船五百四十两。欧洲商人除了缴纳船钞还得孝敬点“官礼”的银子，老外哪里懂这个每次都要讨价还价，到后期干脆船也不量了，直接一次性缴纳一千九百五十两银子。
货物税规定应该是4%～5%，到地方海关的时候也是每次都要讨价还价，后期加码到6%，10%，20%。在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花二十两银子可以买到一担茶叶，纳出口税三两八钱（其中正税才两钱），到伦敦后可以批发到四十两以上，利润还是很可观的。但是英国政府那边对茶叶的税收是100%。
清朝无平等外交
从康熙皇帝开海禁本意是很好的，但到下面官吏执行起来却完全扭曲，那时的欧洲人在中国做贸易也是很是憋屈苦闷，被地方官吏剥夺压迫却申诉无门，英国人最后想到的办法就是派人面见皇帝，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失败呢？
也是很可笑的，当时的清朝没有国际社会这样的概念，只要是来见皇帝的一概当成朝鲜那种藩属国对待，也就是必须要走朝贡体系见皇帝要跪拜。而英国那面派的使者既然忘记了自己和平通商的使命，一味的在讨价还价要不要跪皇帝这种事情上，最后竟然是我可以跪你们的皇帝，但你们的大臣必须跪拜我大英帝国皇帝的画像！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是高高在上，之后就完全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