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尚书》的“梓材”篇中，原文讲：“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指“天神已经把中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土地托付给周朝的先王”。此文作者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周公旦”，即“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西周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时非常年幼，由周公摄政。由此推断，《尚书·梓材》创作于西周第三代王——周成王时代，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据今已有三千余年。可见，“中国”一词至少在周朝已经开始正式使用。除了历史文献记载，在中国考古发现的周成王五年铸造的青铜酒器“何尊”铭文中也提及“中国”，但写作“中或”，“或”是“国”字的早期写法。铭文写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指“我(周武王)已经据有中国，自己已成为中国国民的君王”。这个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以考古的角度更加确认了西周已开始使用“中国”。
据考证，西周时期，中国是天子之国和诸候列国(即受封的藩国)并举的政治格局。周成王在位时，采纳周公提出的建藩屏国方略，分封诸候71国，让他们来承担保卫京都的任务。此时的“中国”应是指天子之国和各分封诸候列国的整体疆界范围。其中，天子之国是中国君王(即天子)的直接统治地区，各诸候列国的土地和人民，名义上是归属于“中国”，除军队和“礼乐”归天子之国调配外，在其它方面拥有自主权。
从《尚书》、《诗经》文献记载分析看，周期也称商朝为“中国”，但是商朝的甲骨文献中，并没有发现“中国”字样。据专家学者考证，商朝人并不把国家称作“国”，而是习惯称“邑”。甲骨文献中，商朝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大邑商”，并称周边四方的国家为“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在殷商甲骨文献中，商朝人还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对此，中国著名史学家、甲骨学家胡厚宣曾论称“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
在《尚书》、《诗经》以及后世《论语》等文献中，大部分把商朝称为“殷”、“大邦殷”，而“殷”在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说文》作注时讲“殷，引之为大也，为众也，为中也”。《史记》索隐中更是直接解释为“殷，中也”。由此推演，“殷国”即是“中国”之意，间接可以说明商朝人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只是用“中商”、“大邑商”、“大邦殷”、“殷”体现。周朝之“中国”也可能是由此过渡而来，推翻商朝后，顺势由原来的名称改为“中国”，“国”字也可能是由“周朝”正式开始使用。以上均是有明确文献记载，再之前的夏朝和三皇五帝时代，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留传，是否也曾经称“中国”或有“中国”相关的意思，只能通过后人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推演。中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子在记录有关三皇五帝中的帝尧、帝舜时，也直接使用了“中国”二字，具体为：《孟子·腾文公上》中写道：“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之，当尧之时，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腾文公下》中写道：“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孟子·万章上》中写道：“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生活于战国时期，由此可以推演，在那个时期认为“帝尧、帝舜”的国家就是“中国”。《淮南子·天文训》写道：“中央土也，其帝黄帝”。文中“中央土”即为“中土”，从商朝甲骨文献中“东土”、“南土”、“西土”、“北土”记载来对照，“中土”也应为“中国”之意。由此推演，从“皇帝”时代，也可能已有“中国”称呼之意，据今已有五千余年，可见“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名字。
自周朝开始，到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经历三千年数十个朝代更替，除自用国号外，均延用“中国”为国名，并在对外出使世界各国、签署国际条约时也均统一使用。此后，从中华民国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直接把“中国”同时作为国号和国名。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它三个文明古国都已中断，而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至今天，不要讲实际的历史文化传承，单单“中国”二字，就已经让每一个中国人深感骄傲和自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千古奇观、旷世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