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头”，指的是妓女的收入。古代的笔记、小说中，为名妓一掷千金的故事有很多。“千金”是泛泛之词，把她们的收入换算成真金白银，那时的社会景象就更为真切。
京剧《玉堂春》起解一折，苏三有一段西皮慢板：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每日里，在院中，缠头似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苏三说的“缠头”，专指嫖客付给妓女的报酬，这个词儿，源于唐朝。
唐朝钱法多变，从建国到灭亡，包括唐太宗和唐玄宗时期，货币政策始终都没走上正轨，官方发行的钱币要么难以普遍推行，要么被民间大量盗铸，而且有前朝的五铢钱和各种劣币掺杂流通，给交易带来了诸多麻烦，故此物物交换常常代替钱物交换。
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二年，唐德宗在建中三年，唐文宗在大和三年，都曾经发布诏令，认同并提倡民间交易中完全用布匹代替货币，或者部分用布匹代替货币。唐朝法典《唐律疏议》里，法官给盗贼量刑，也是用布匹来估算财物价值。嫖客到青楼狎妓自不例外：观舞听歌也好，邀妓侑酒也好，在此住宿也好，都流行用布匹付账--拿出丝绸若干尺，缠到妓女头上当小费，是为“缠头”由来。
苏三说，她当年在妓院是红人，好多豪阔客人光顾，每日里“缠头似锦”，意思是收入很高。有多高呢?后来苏三在大堂受审，还有几句唱：初见面银子三百两，吃一杯香茶就动身。公子二次把院进，随带来三万六千银。在院中未到一年整，三万六千银一概化了灰尘。
说的是嫖客王景隆(一作王金龙)为了结识苏三，给了见面钱300两，然后把苏三包下，不到一年时间，在妓院扔了36000两，平均每天付费在100两以上。
《玉堂春》的故事背景是明朝，明朝前期禁止支付白银，只许流通纸币，但是仅仅几十年时间，就因为政府滥发纸币而造成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钞票的信用在百姓心中一落千丈，朝廷虽有严令，民间拒绝使用，此后直到明朝末年，凡有大宗交易，莫不以白银为主。
在整个明朝，除了大兵围城之类的特殊情况，白银的购买力相对纸钞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粮价最贱时，纹银1两能买大米5石(正统十二年江西米价，载于《明英宗实录》卷152);灾荒之年，纹银3两能买大米1石(嘉靖三十七年山西米价，载于《明世宗实录》卷463)。综观明朝中后期，常年米价总是在每石1两以下，换句话说，1两银子买1石米是不成问题的。明朝1石约98升，装米约80公斤，以现在内地普通大米价格每公斤5元计算，买这样1石米需要人民币400元。所以仅就粮食购买力而言，当时1两银子可与现在400元人民币持平。王景隆每天为苏三付费100多两，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元，今天看来，这是个惊人数字。
京剧是门艺术，艺术总有夸张，不过苏三既为名妓，嫖资自然要高一些，那王景隆又是独占花魁，不许其他嫖客染指，所付费用即使不像唱词里说的那么高，也当是一笔巨款。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改编的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当中，杭州名妓王美娘的初夜费高达300两，用我们前面的算法，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此后接客，每晚需白银10两，相当于人民币4000元，如此高的价码，“兀自你争我夺”，“宾客如市，捱三顶五，不得空闲”。而当时杭州城卖油小贩秦重省吃俭用一年有余，也不过攒下16两银子，可见名妓收入之高，常人不能望其项背。
《卖油郎独占花魁》是文学，文学免不了也会有夸张，倒是唐朝驻京官员兼资深嫖客孙棨根据切身经历写成的《北里志》更有说服力：唐昭宗中和年间，长安城平康里名妓天水仙哥出去陪酒，“褰帘一睹，亟使舁回，而所费已百余金矣”，掀开帘子让客人看一看，随即坐轿返回妓院，客人就得付费“百余金”。唐人笔记中，“百余金”就是100多两银子的意思，天水仙哥让客人见一面就能挣100多两，那么王景隆每天为苏三付费100多两也在情理之中。
晚唐时期银贵钱贱，1两纹银能兑换开元通宝1700文，100多两银子就是17万文。比这位名妓天水仙哥稍早一些的大文豪白居易有诗：“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意思是每年薪水能拿到30万文。当时白居易37岁，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左拾遗，在京官当中属于中等级别，他一年的工资不过是天水仙哥出台两次的收入罢了。白居易晚年以刑部尚书的身份退休，按照规定，每月能领50贯的退休金，假如能按足贯发放、不予克扣的话，一个月也不过5万文，不到天水仙哥一次出台收入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