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官分为京官和外官，要是论人际关系和升迁机会，自然是京官近水楼台先得月，可是要论财大气粗，还得是主政地方的各省官员。清代官场的腐败是一个顽疾，也是体制下的必然产物，再洁白无瑕的人只要一入官场，就得弄得满身污泥。
尤其是清代中后期，谈到“冰敬”、“炭敬”等名目，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清代京官与外官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且工资是出奇的低，可是外官在地方上有大量的灰色收入。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于是乎，外官就需要建立朝廷关系网，每次进京，照例要给京官送点礼。
“冰敬”、“炭敬”是最常见的送礼名目，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等，这类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在清代官场之中，还从未听说过谁会拒绝这类孝敬的，况且，所谓的这个敬，那个敬都是以地方政府名义发放的。
即便是一贫如洗的京官，逢年过节，照样也要给座师等人送上节敬门包。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京官都对这类馈赠如饥似渴，因为它们可为京官雪中送炭。说到底，还是京官的收入太少，要想体面地在京城生活，仅仅依靠那点可怜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地方官各种孝敬之外，京官们无不想方设法捞取好处，不过在京城里，大的油水都被那些高官独揽，一般的官员只能是借着朝廷的差事捞点剩菜剩饭。就连被后世称为完人的曾国藩也不能免俗。
京官穷，而翰林更穷，俗话不都有“穷翰林”这一说吗。但是清代政治体制为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穷的管道，这就是所谓的“得差”，即被派到外地去办理公务。在出差过程中，往往会发一笔小小的横财。这是翰林生涯的最重要的财政补给站。
翰林们最容易得的差事便是主持乡试。乡试考官由朝廷派出，可先从户部领取路费，乾隆三年规定各省路费标准：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而事实上，这些乡试考官自离京的那一天开始，自己根本不需要掏半两银子，沿途的驿站以及地方官府都会为他们垫付各种费用，仅此一项，就可省出大笔银子。
按照朝廷规定，乡试主考官到了地方后都有一个套路，考官抵达目的地，下了轿子，就会立即过来几个人，用封条将正考官、副考官的轿门封住，除了进餐如厕等必须事件，不得启封。这是乡试的老规矩，做给人看的，以示考官没有与当地人接触，没有递条塞银等事件发生。
乡试结束后，由地方的总督或巡抚牵头，然后由当地的学政出面，送给主考官一笔可观的辛苦费。这笔钱往往高达数千两，会让这些穷翰林们一夜暴富，此外，还有那些中举的，也会经常给予各种孝敬等。
以曾国藩为例，他在京城做了几年官，日子过得紧巴巴，还好有老家的贴补，总算还能勉强度日，不过几年下来也欠了数百两银子。可是在道光二十三年时，曾国藩被选为四川正考官，这一下他不但还掉了所有债务，还给老家寄了六百两银子，前后对比可谓冰火两重天。
清代翰林们以乡试考官为由捞取的这些收入，放在今天绝对是违规的，而在当时却是合法的。事实上，科举考试中都有一些没有加载国家明文的“合法支出”。考官们每次监考，可以得到数额不等的“棚规”，来源是考生所凑的用来贿赂考官的“份子钱”。这种“棚规”后来演变成为了定制，竟然还等到了国家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