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来讲，历史上凡是奸臣，都具有两面人的特质，“巧言令色”、“见风使舵”。相比那些被历史彻底曝光的大奸臣，如赵高、李林甫、蔡京、严嵩、和珅等人，历史上被掩藏的两面人其实是大多数，而且危害是广泛的，甚至比蔡京、和珅的影响更恶劣、更深远。
原因只有一个，统治者未能及时甄别“两面人”，从而搅乱了整个政治发展，影响了政治氛围。当然，历代统治者在管理官僚队伍，防止两面人上，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比如雍正一朝，官员团队效率较高，就与雍正高度防范欺蒙和“两面人”有着重要关系。
雍正对官员的两面性有着深刻认识和尖锐批评，他多次对臣下宣称，自己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
《雍正奏折》向臣下反复证明自己阅历丰富，饱经沧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皇帝骗不得，他最善于“洞悉下情”，警告大家不要做面从背非的两面人。
然而，雍正虽然精细，但仍然出现过多次失误。
比如湖北有一个官员，雍正看后说他“好相貌，似范世泰”，但后来此人却贪污贿赂3万多两银子。还有陕西一个知府，雍正评价他“人着实明白，安详，大有出息”，但后来这个人也没“明白”，因贪污被革职。
也就是说，在皇帝面前一个样，在工作时候又是另一个样，以雍正情商之高，接见官员之多，终究还是看错了许多伪装的官员。
乾隆的精明不在其父之下，但被两面人欺骗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乾隆身边的两面人不仅仅是和珅，在和珅还没成为巨贪时，有一个叫于敏中的，从乾隆九年开始屡获提拔，担任协办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一时位极人臣。乾隆对他特别信任，甚至于敏中犯了一般性错误都要为之保护开脱。
于敏中在乾隆四十四年去世，生前以廉洁著称，但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乾隆耳朵里。于是，乾隆只能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敏中的财产，居然达白银200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相当于3.4亿人民币!
精明的乾隆都搞不清于敏中怎么能有这么多钱，直到甘肃省冒赈特大贪污集团案发，最终牵出了于敏中。
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给他的至交郭嵩焘写信，大谈朝廷高层官僚的不作为和彼此倾轧自私的“两面人”现象：“往在京师，如祁(祁寯藻)、杜(杜受田)、贾(贾祯)、翁老(翁心存)，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相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曾国藩生动形容了自嘉庆、道光、咸丰一朝的高层官员的双面作风，这些人要么就是三代帝师，要么就是大学士，可谓位高权重，却为了维护自我利益，不断调整姿态，虚伪、无为，在政治生活中没有黑白，没有立场，只有利益和位置，这些都属于两面人的范畴。
其实早在曾国藩几十年前，这种两面人的风气就已经形成，著名的三朝元老曹振镛就是典型代表。曹振镛能够三朝不倒的秘笈，与卖油翁的口诀差不多：“无它，多磕头，少说话耳。”
曾国藩眼里的这些高层官僚，都是因为曹振镛这样的官场不倒翁影响下逐渐形成的，这些两面人，甚至是多面人，不一定是大奸大恶，但却在政治中起到了严重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