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灰尘尚未散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占领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根据北京条约，清王朝被迫设立总理衙门平等处理各国通商事务。
自1644年入关已经延续了217年的清王朝摇摇欲坠，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时，中国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䜣;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大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建造了一系列制造局、电报局、铁路局，成立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其余各式舰船76艘，总吨位达83900吨。
1868年，戊辰龙年，清同治七年。海洋对面被清王朝士大夫称为蕞尔岛夷的日本，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发表《五条御誓文》，明治维新正式开始。日本虽然四面环海，但自古以来同中国一样奉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不得建造可供出海的大船，未经允许出国以及出国又归国者都被处以极刑。
日本自古以中国文明为师，耻辱的是这个学生同老师一样是被大炮轰开的国门。不同的是在签订对自己极为不利的不平等条约后，也是亲眼看到中国被西方世界无情的蹂躏后，全全面转向以西方为师，明治维新中，国人放弃和服改穿西装，设立小、中、大学共计5600余所，普及义务教育，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国力蒸蒸日上。
曲折
同样是1868年，美国驻华公使浦安臣卸任归国，归国的浦安臣身份十分特殊，身为美国人的他竟率领二十余名中国公使出访西欧诸国谋求修改不平等条约。
总理衙门为这个中国首批外交使团配备的最高官员职务是章京，相当于今天的机关文员，外加负责翻译事务的同文馆学生。现在这些人的名字已经很难考证，但可以可定的是这些人在中国的知识界和官僚系统中是不入流的。
这些人归国后也被处处排挤，没有一人在日后得到重用。而七年后的1875年，中国终于有勇气向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世界派去中国历史上首任驻外公使。湘军创始者之一，57岁的郭嵩焘在寒冷的冬季自上海乘船赴欧，先后担任驻英公使、驻法公使。
驻英期间参观各地学校工厂及政府机构，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著有《使西纪程》，向清政府盛赞西方政治制度并提出学习的建议。然而这本书寄回国内由总理衙门刊发后引起轩然大波，最终所刊书籍全部收回销毁，郭嵩焘也被罢官，终身未被启用。
《使西纪程》被召令销毁时，李鸿章反复阅读，给友人的信中说郭嵩焘人虽然不事故，但是对洋务的看法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现在因为说真话被整个官僚系统排挤，恐怕以后达官贵人都会噤若寒蝉，没人敢畅所欲言了!
诺大个中国连一本说真话的书都容不下，李鸿章也着实心寒。其时，《使西纪程》通书仅有两万多字，所说无非说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希望用自己所见所闻启迪国民，正式西方的先进文化，期望中国能够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找回往日的尊严和荣光，不想竟被全国上下当做公敌。
在经过四年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盛，举国以学习西方为荣耀。在这一年，日本派出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出使西方，史称岩仓使节团。使节团中使节46名、随员18名、留学生43名。使节团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伊藤博文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计划，日本原本派出小规模使节团，但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使节团的规模不断扩大，以至终于达到117人之众。岩仓使节团先后出访美、英、法、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十三个国家，其中光是在美国就停留了八个多月，归国途中又短暂访问西欧各国殖民地，总历时长达一年十个月!使团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还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虽然经历了四年的明治维新但人民依然对西方充满疑问和困惑。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更是一知半解。
虽然全国上下都明白要向西方学习，但怎么学习、学习什么还是一个问号。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底如何运行，西方的科技到底如何发达?对日本来说到底是同中国一样“中学为体”还是全面转型?
访问初期，全权大使岩仓具视颇以日本文化为荣，虽然使团中其他人都身穿西服梳短发，岩仓依旧保身穿和服保留日本发型。西方报纸中也以他为异类。但在儿子“不要以未开化的形象使国家受辱”的劝说下改穿西服，不久以后也剪去长发。
岩仓使节团在慨叹欧美宏伟的工厂和壮观的都市后认识到，虽然这些巨大的物质财富都是由科学技术所创造，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温床是政治制度。只有抛弃古老蒙昧的封建制度，全面学习西方政治文明，创造物质文明的科学技术才有扎根的土壤。
只有把农耕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才能源源不断的创造物质财富。有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就能生产一流的兵器建设一流的军队，才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而一切的一切最根本在于保持开放，最基本是商业的开放，根本在于思想的开放，只有正视自己的不足和西方的先进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维新。
碰撞
1876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从北京出发前往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洋务运动一来一手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以及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水师。实在是清朝官僚阵营中少有的开明之士。
会谈中李鸿章文森有礼“中西学问如何”，森有礼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鸿章又问“日本所学有七分么?”森有礼：“五分尚没有”。李鸿章见森有礼身穿西服，心中不快，于是说“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随森有礼同来的书记官郑永宁答：“这只是外貌，其实质尚未学会。”
会谈即将结束时，李鸿章惊叹于日本决心效法西方的决心，但对日本抛弃本国传统也十分不屑，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却说“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则说：“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李鸿章最后的一番话明确的表达出这个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对待洋务运动、西洋文化的态度：所有的变革都是迫不得已，只要能小修小补苟延残喘就绝不深化改革。既是如此，就绝无称霸世界开拓疆土的野心。
能够拒强敌于国门外最好，既然已经被迫开放国门就只求清王朝苟活于世，祈求老祖宗的疆土不会再被割让，大清国的财政不用再去偿还赔款。
开战
1894年，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经历了三十五个春秋冬夏，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第二十六年，日清两国舰队集结黄海，经过丰岛海战、大东沟海战两场战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清朝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并赔偿日本白银三万万两，永久割让台湾、澎湖以及部分辽东半岛。延续了三十五年的洋务运动也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戛然而止，这场自上而下的自强运动终于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战争初期清朝举国上下对斥巨资经营二十余年的北洋水师寄予厚望，朝中大臣更是盼望北洋海军同日本早日海上决战。唯独李鸿章对敌我军力的悬殊对比心知肚明。
北洋成军于1888年，火力最强大的定远、镇远两艘军舰均下水于1882年，两艘战舰各有四门305毫米大口径舰炮及22门小口径舰炮，两艘军舰火力在下水初初期可以说是风头无两，赚足了世界的眼光。
加上经远、来远以及我们熟知的邓世昌作为管带统领的致远舰，北洋水师在1885年可以号称亚洲第一，而当时的日本海军尚无一艘大型铁甲舰，仅有数艘鱼雷艇和无远海航行能力的铁甲舰。
但是在1885年后，日本举国上下发展海军，明治天皇更是决心“一天只食一餐”也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日本政府高新聘请法国海军部的白劳易做顾问专门负责建造在火力、速度上能够压制北洋水师定远、镇远的“三景舰”(松岛舰、严岛舰、桥立舰)。
根据史料，日本为了弥补火炮口径的不足，专门建造小型、快速的铁甲舰船，并将刚刚发明的小口径速射炮装上军舰，其炮速高于中国定远、镇远大口径火炮八倍。并在中国军舰上还以穿甲弹为主的战术下大量使用能够爆破的榴弹“开花弹”。
到了1890年前后日本海军总吨位已经达到17000吨，又经过四年的发展甲午战争时的日本海军总吨位更是高达72000吨，并且舰船多于1885年后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造，都装有速射炮。
此时的中国海军已经有八年未曾购入新舰，当时的世界每年都有数不清的技术投入到生产，有数不清的武器投入战斗，又根据战斗又有数不清的战术发生变化。
北洋水师成军初期虽然亚洲第一，但十余年来未曾更新换代早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同日本刚刚建成并且充满火力的新式海军相比胜败已然分明。
战斗中中国军人展现的勇猛可圈可点。在吨位、火力、速度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不惧敌不怕战，其中邓世昌统领的致远舰在危急关头挡在北洋旗舰定远舰前面，直面日本联合舰队猛烈的炮火。致远舰虽然拥有北洋舰队最高的航速，但是却没有厚重的装甲，最终全舰燃起熊熊大火。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指挥军舰全速冲向日本游记旗舰吉野号，然而中途舰身爆炸未能成功。
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损失军舰5艘，官兵死伤六百余人，日本联合舰队仅有四艘军舰受重伤，无一沉没。时至今日，再从阵型的变换、枪炮的口径、弹药的质量再去探讨那场海战犹如管中窥豹已无意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队是政府的皮毛，北洋海军能否拥有胜任的将领、部队能不能使用优势的战术，以至于兵器的更新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纠其根本都是大清朝的贪污腐化。
战败
甲午一战可以说是两场改革的大考，一方是从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方面全面西化的小国日本，一方面是仅仅引进西方技术的清朝。
事实证明没有文化和政治做基础的改革只是拆东补西的无用功，李鸿章晚年评述自己“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甲午战争虽然充满不甘和屈辱，但不能不说清朝的战败是一种必然，战争前清政府固步自封，对自己陈旧的文化和政治系统不以为耻，妄图通过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实现自强，对待正视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非但不加以重用反而深加迫害。
时局如此，大清朝如同朽木一样烂到了骨子里，绝不是哪个王公大臣一人一派所能力挽狂澜。晚清几十年随口而来的开明大臣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但是同之作对的清流派就更加数不胜数，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慈禧太后只顾个人利益，面对两派纷争先是作壁上观，不得已就采取和稀泥的策略，甲午战前还在一心修圆明园，整个朝廷都忙于太后的六十大寿，等到中日在朝鲜开战才知形势危及。
战争中清流派又对敌我战力不加分析一味催促北洋海军同日方决战，李鸿章对局势的分析反而没人理会。
到了战败谈判，整个国家一边倒指责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实若没有整个国家的沉落堕落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不平等条约?战场上的胜负又岂是一名大臣在谈判桌上所能挽回的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