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为求速速平乱而采取剿抚并施的策略，导致安史余部投降时势力未遭彻底铲除，反而就地任命为节度使，掌有驻地民政、财政与军事大权，形成割据势力。而每一次平定动乱，朝廷又以节度使之位酬赏功臣，这又滋生一批新的藩镇，使得节度使日渐满天下，唐朝的存续不得不仰赖这群地方藩镇的支持，最终遭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倾覆篡位，揭起五代十国的动荡序幕。
在武人遍地的时局下，能否掌权端视军队的向背而定，因此统治者极力优宠军人，没想到却惯出一批骄兵悍将，战时未必尽心死力，平时稍有不如意却动辄推翻主帅君上，换上自己满意的人选，更使政局混乱不堪。
唐末裘甫叛乱时，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抵挡不住攻势，向邻近藩镇求救，浙西和宣歙观察使便各派数百人来援，并请浙东军当向导。没想到郑祗德手下的将领居然不是借口称病、就是假装坠马受伤，没几个愿意出战。愿意上阵的人则趁机邀赏勒索，要求先升迁自己的军阶职级，郑祗德对此毫无办法，朝廷只得改派担任过安南都护的名臣王式前去管管浙东军。等王式赶到后修明军纪，忽然间“告馈饷不足者息矣，称疾卧家者起矣，先求迁职者默矣”，借口粮饷不足、告病在家或想升职的人都变得安分听话，这才顺利扑灭乱事，同时也突显当时军队的骄惰。
但王式这样的人才并非随处可见，更多时候统治者只求讨好军队，不顾人民感受。比如后梁末帝朱友贞在位(913-923年)时，定昌节度使华温琪私掠百姓家财，受害者向朝廷投诉。大臣李愚坚持按律处置，末帝却下诏说：朕若不推鞠问罪，会有人说我不念及百姓;但若依法行事，又会有人说我不念及功臣。当你们的国君难道不难吗?华温琪受的赃物，就由朝廷代为赔偿吧!诏书下达后，又将华温琪召入朝中担任金吾卫大将军。梁末帝如此纵容，毫不顾及百姓利益，反倒加深骄兵悍将的跋扈，令统治者更难掌控。
河北魏博的天雄军在藩镇中向来最为骄横强大，地跨六州，拥兵数万，自建立以后兵士哗变、废易主帅已不知多少回。连务求姑息的梁末帝也感到芒刺在背，租庸使赵岩和租庸判官邵赞献计道，应将魏博镇一分为二以削弱其实力。于是梁末帝又下了道诏书，先奖励魏博镇作为国家藩屏所背负的烦忧，实在非常重大艰难，接着再说天雄军辖下的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博州(今山东省聊城市)、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卫州(今河南省卫辉市)毗邻晋土(当时为与后梁对立的晋王李存勖占据)，常是被侵入的枢纽，为了避免军队两头奔命，因此将相州、卫州、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市)分割成立昭德军。
魏博镇得知此消息后，马上看出这是朝廷分割自己的阴谋，于是掀起叛乱，并抓捕梁末帝任命的新节度使贺德伦。梁末帝不得已，只好再下诏安抚，但乱军首领张彦不从，要求收回分割魏博的诰命，梁末帝坚持不许，张彦气得将诏书撕裂扔在地上大骂，随即强迫贺德伦向李存勖输诚，与其联合灭梁。
尽管李存勖后来杀了张彦，但灭梁之役仍得依赖强大的魏博镇，因此魏博镇受到赏赐和保全。尔后魏博军又数次叛乱，直到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926-933年)，才总算诛除殆尽。
至于军士动辄发难的这种乱象，则得等到宋太祖即位，推行收夺节度使军财大权、优奖文人等“强干弱枝”政策后，这才彻底终结武人至上的局面，君王也不再轻易被武人的利益给绑架，忽视百姓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