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在被俘后曾感慨“我天王封无数之将”，的确，太平天国的官爵泛滥，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这些成千上万的王爵、高官，不管有没有实权、兵权和地盘，一人一枚属于自己的官印是不可少的。
按照太平天国早期的制度，王印是用纯金制成的，侯爵、国宗的印用银，天官正丞相的印也用银(一说国宗以下用银包木)，以下则都是木印;后期虽然没有明确制度，但所有诏旨中提到王爵的印，都说是“金印”，且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三十一日，幼主加封李秀成次子李容发为忠二殿下，诏书中称赐给“金牌、金颈圈、雉翎、金印”，“忠二殿下”的地位要低于王爵一点，如果李容发的忠二殿下印是金印，那么比他官爵更高的王爵们，照理都应该是金印才是。
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是后期才有的，照理不该套用前期侯爵的体制，但1858年胜保曾经奏报，投降的捻首张龙向他呈缴的是一枚象纽银印，张龙的爵位是钟天福，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至少福爵和比福爵更高的义爵、安爵，应该用的是银印。
太平天国仅仅封王的就有2700多人，六爵更是多到数不胜数，如果这么多官印都是金印、银印，那么清方的缴获、民间的目击，应当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才是。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剔除不属于这一级别的天王金玺，除了早期《贼情汇纂》记载了王、侯、天官正丞相的官印质地，并有“金银印均极薄”的描述外，明确提到金印、银印的如凤毛麟角，金印居然一处也没有，银印也不过两处：前面提到的张龙，以及1864年9月20日战死在浙江开化七都村头的享王刘裕鸠，左宗棠奏报中提到，享王用的是纯银官印。
这个比例未免太小，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本应成千上万的金印、银印，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盛巽昌先生认为，这些消失的金印、银印，是因为清方将领的贪婪，在缴获后贪污藏私，变成金条、银元宝之类流通货了。
极薄官印
但这种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随身都携带金镯、金条脱等贵重金器，以作为紧急时的军需经费，相比较而言，“极薄”的官印实在没有多少分量(洪秀全的金玺另当别论);缴获官印意味着抓住“叛匪”的一条大鱼，清朝对军功奖赏优厚，上缴一枚金印、银印所能获得的物质、职务和荣誉回报，绝对会远胜过官印那可怜的一点点金银价值，这笔账，整天盘算着升官发财的清兵、清将，如何可能算不清楚?
那么，金印、银印呢?
最明确记载王印是金质的，是《贼情汇纂》，但该书同时也指出，他们看到的太平天国官印，许多并没有本应拥有的、刻有不同等级的印纽，甚至连方便抓握使用的直纽也没有。目前保存的唯一一方王印—后期的首王范汝增木印，就没有印纽，而只有一个装把的小孔。
《贼情汇纂》说，刻有龙纽、象纽的官印都有人见过，却并没有说那些印是不是金的、银的，相反，却称国宗提督军务的印章只是在木头外面包了一层银皮。前期高官数量很少，王爵不过7人，侯爵不到20位，国宗、丞相数量也极有限(国宗连闲散的算上也最多几十个，天官正丞相只有1位，而且因为印章上不刻姓名，就算换人也可以沿用旧印)，尚且满足不了制度所规定的金印、银印数量，后期、尤其最后期物资匮乏，而获得高级职称的官员人数反倒多得惊人，哪儿来这么多真金白银呢?
由此可推断，所谓“金印”不过是制度规定。太平天国等级森严，不同等级有特定的称呼，而“金”正是对应从天王到普通王爵各种“用品”的专称，这些“用品”不但包括实实在在的物品，也包括虚拟的事物，甚至人。
如《天父圣旨卷三》提到东王杨秀清的锣叫“金锣”(其实是铜的)，《太平礼制》前后两个版本都规定，洪秀全和诸王的女儿叫“金”(如天长金、翼三金等，她们当然不可能是金的)，《天朝爵职称谓》中提到向王爵请安要叫“金安”，王爵下指示叫“金谕”，赏赐东西要谢“金恩”，这些自然也不可能真是金的。因此，但凡是王印都叫“金印”，这个是级别所规定的，刘裕鸠的银印也好，范汝增的木印也好，在太平天国官方看来，都是“金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