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苏莱曼统治的奥斯曼帝国控制着伊斯兰教的大部分重要城市、巴尔干半岛的许多行省及其北非的大部分。苏莱曼在欧洲的扩张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保持各国势力均衡的强大仲裁者。
苏莱曼一世为了扩张疆土，曾13次亲自率军征战沙场。在对中欧和地中海地区基督教国家的征战中，于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次年从圣约翰骑士团手中夺取小亚细亚沿岸的罗得岛，1526年8月在莫哈奇战役中击溃匈牙利和捷克联军，占领匈牙利大部。1529年苏莱曼率军穿过多瑙河河谷，再次占领布达，并且在当年秋天兵临维也纳城下。维也纳之围是奥斯曼帝国最为雄心勃勃的远征，标志着它对西方的军事威胁达到了顶点。1530年，在地中海的另一处，医院骑士团已经重建为马耳他骑士团，针对穆斯林海军的反抗行动很快激怒了土耳其人。土耳其人调集另一支庞大的舰队开往马耳他岛，试图将骑士团赶出马耳他岛。1532年奥斯曼帝国再次试图占领维也纳，但苏莱曼的大军还未到城下就撤退了。
1542年为了对付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次普通威胁，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请求恢复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为此苏莱曼令海雷丁帕夏带领200艘大帆船开往西地中海支援法国。海雷丁帕夏开往法国途中洗劫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沿海地区，到达法国后，弗朗索瓦一世把土伦港让给海雷丁帕夏作为他的海军司令部。在该次远征中，海雷丁帕夏于1543年攻占了尼斯。1544年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讲和，从而结束了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短暂联合。
在地中海的另一处，医院骑士团已经于1530年重建为马耳他骑士团，他们针对穆斯林海军的反抗行动很快激怒了奥斯曼人。奥斯曼人调集另一支庞大的舰队开往马耳他岛，试图将骑士团赶出马耳他岛。奥斯曼人于1565年到达马耳他，围攻战从5月18日持续到9月8日，由意大利画家马泰奥·佩雷斯·德·阿莱奇奥所绘于瓦莱塔大王宫圣米迦勒和圣乔治大厅的一组壁画生动地描绘了这场战役。战役开始时似乎是1522年罗得岛战役的翻版，马耳他岛上的大部分城市被毁，半数骑士团成员阵亡;但后来西班牙军队赶来增援骑士团，奥斯曼人损失三万人，最终撤退。
政治
法律
苏丹苏莱曼在西方被誉为“苏莱曼大帝”，而在土耳其国内他则被称为“卡努尼苏丹苏莱曼”(即立法者苏丹苏莱曼)。帝国的最高法律是沙里亚法，或称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教的至高无上的法规，苏丹无权更改。不过奥斯曼帝国还有另一套法律被称为“卡农”即宗教法规，是以苏丹的个人意志而制定的，包括刑法、土地所有权法和税法等。苏莱曼搜集了他之前的九位苏丹所做的全部判决，他去除对同类案例相同、重复的判决，在自相矛盾的判决中选取自认为是正确者，颁布了一部新的单独的法典，当然这部法典要避免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法。苏莱曼对法律体系的改革是为了适应帝国的快速发展，并获得了大穆夫提、穆罕默德·艾布苏尤德·伊马迪的支持。此外，苏莱曼还颁布新的刑法和治安法，规定一系列针对特定犯罪行为的罚款措施，同时减少了死刑和断肢刑的判决。
苏莱曼对行政和立法体系的改革使他赢得了“卡努尼”的称号，保证了他身后的帝国国祚长久，这一成就“足够让他之后的很多代颓废的后继者坐吃山空了”。
经济
经济政策
苏莱曼一世认为农业是国家根本，农民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唯此才是保证帝国实力的经济基础，因此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保障农民能够安也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他始终坚持这一立场。在此观念下，帝国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王地经济思想——永佃制。
奥斯曼帝国的永佃制称为Cift—hane，原意是"牛扼加一户家庭"，这种制度有三个要素构成：可养活农户一家还能满足缴纳租税，两头牛以及一个劳动力充足的家庭。这种制度有许多好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但是"永久地"租给农民，后代可以继承，这样农民就会稳定下来从事生产和为国家服徭役，保障了国家税收，政府也可以有效管理农民;农民长期固定地使用王地，土地制度也会稳定下来。鉴于此，苏丹要求凡是可以用于农业的土地尽最大可能地出租给农民，而且保护佃农的耕地不被侵犯。
税收制度
苏莱曼一世常年对外用兵，以及在国内大搞建设，必然需要大量财政收入予以支撑，因此也在设法増加收入，如著名的“新郎税”等。 除了常规税收以外，在莫哈奇战战役之前，苏莱曼一世率军经过之处常向当地进行征收，这一行为使得临时税收也成为奥斯曼帝国税收来源。除了国内税收，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国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等也向帝国纳贡。
苏莱曼时期帝国的收入到底有多少，不同人给出了不同的数据。根据尤尼斯贝伊的叙述，苏莱曼一世统治初期帝国各地收入总和达到400800万达克特(ducat)，但是他忽略了矿税、盐税及附庸国家的贡赋，根据其他人的统计综合来看，加上他的遗漏，苏莱曼一世统治初期的收入应当有600万达克特，到他统治末期，随着帝国领土的扩张，收入达到800万达克特，但是这依然忽略了不少收入。美国学者莱拜尔根据20世纪初美元的含金量，折算成美元的数目，得出苏莱曼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税负并不重的结论。
土地制度
苏莱曼时期帝国的土地类型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两种分法。第一种是根据其法律性质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四类土地：第一是国有土地(miri)，这类土地属于帝国，不允许出卖、抵押f赠与，而且土地的继承权受到限制。第二是个人所有土地(mink)，第三是义产土地，这类土地通常由一名托管人管理。第四是未利用地(mevat)，这类土地或是森林、沼泽、荒漠，或是被抛弃很久无人开垦而被荒废。
封建采邑在苏莱曼时极为重要。当时特别注重对封建采邑的管理。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大采邑的分封权收归中央，解决了大采邑(zeamet)领主过度占有土地问题。奥斯曼帝国分封采邑的一个原则是满足领主需要，但在苏莱曼之前时这一原则就已经遭到破坏，大量的采邑土地被无限制的继承，同时地方政府无视这一原则而频繁地批准领主获得新止地请求。土地所有权的变动脱离控制，不仅不利于帝国对土地的管理，也侵害了苏丹的权威。对此苏莱曼一世发布一道政令，重申地方政府只有权授封小采邑(timar)土地，大采邑批准权收归中央甚至是苏丹本人，违反此令者将受严惩。在改革过程中，苏莱曼特别关注了采邑上的基督徒农民的状况，他确定了他们应缴纳的什一税和牲口税，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同时还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逐渐脱离了农奴或雇农的悲惨境地。这一措施，吸引了大量的基督教农奴从欧洲涌进奥斯曼帝国。显然，相比于同时期的欧洲，苏莱曼一世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相对优越性。
另一个举措，就是允许封建骑兵将闲置的庄园出租。在苏莱曼之前，.帝国常常封赏给骑兵们带有葡萄园、果树、牧场、磨坊的封建庄园(Siftlik)，但是骑兵们常年跟随苏莱曼在外打仗，无暇打理，也得不到充分的收入，常常将庄园出租，以获取租金来为自己提供给养。后来一些土地调查者将这种情况上报给中央，中央政府发现，这种权宜之计不仅解决骑兵频繁参与战事与有效管理庄园相矛盾的问题，而且出租获得的收益还相对要高些，对骑兵们有利，于是对此采取了默许态度。
社会
苏莱曼对于在西帕希(从苏丹手中领取采邑作为服兵役报酬的骑兵)的土地上工作的帝国非穆斯林臣民(主要是基督徒)的处境予以特殊关注。他特别颁布了针对非穆斯林臣民的法典，对向非穆斯林征税的管理法规进行改革，把他们的地位提高到农奴之上，使得国外的基督徒农奴移居到土耳其人的土地上以从改革中获利。苏莱曼苏丹也在保护犹太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为接下来几个世纪内对帝国境内犹太人的保护做出了榜样。1553年末或1554年，苏莱曼在他最宠幸的内科和牙科医生、西班牙犹太人摩西·阿蒙的建议下颁布敕令，正式废除了反犹太人的血祭诽谤。除税收之外，声名狼藉的官员很可能会被苏丹没收土地和财产 。
文化
文学
苏莱曼大帝自己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诗人，他用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写作，笔名是穆黑比，意为爱人。苏莱曼的一些诗句已经成为土耳其语谚语，比如著名的“每个人的归宿都一样，但故事的版本多种多样”。1543年苏莱曼的少子穆罕默德逝世，苏莱曼建造了一个活动的纪年铭文以纪念这一年：“王子中独一无二的，我的苏丹穆罕默德。”除苏莱曼自己的作品外，许多苏莱曼在位时期的伟大天才把文学世界变得朝气蓬勃，他们之中包括富祖里和巴基。文学史家E·J·以·吉布注意到：“没有一个时期，甚至在土耳其，对诗歌的鼓励比这位苏丹即苏莱曼大帝在位时更多。”
苏莱曼大帝最有名的诗句是：人们以为财富和权力是最伟大的天道，但在这个世界上健康的魔力才是最好的国家。人们所说的君权只是世俗的吵闹和不断的征伐;崇拜真主才是至尊的宝座、最幸福的财宝。
建筑
苏莱曼大帝也因在帝国境内大兴土木而闻名于世。苏莱曼在帝都伊斯坦布尔开展一系列工程建设，包括桥梁、清真寺、宫殿以及各种慈善和公益设施，以期它能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其中最伟大的建筑是由苏丹的首席建筑师科查·米马尔·希南设计建成的 ，这些建筑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建筑艺术达到了顶峰。希南在全国负责设计了超过三百座建筑，包括他的两座代表性建筑：苏莱曼大帝时期建造的帝都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清真寺和苏莱曼之子塞利姆二世时期建造的故都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苏莱曼大帝还下令重建了耶路撒冷的萨赫莱清真寺和耶路撒冷城墙即今耶路撒冷古城的城墙，已由约旦申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修缮了麦加的克尔白，并在大马士革建造了一座建筑群。
教育
教育是苏丹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领域。苏莱曼时代，由宗教基金资助的清真寺附属学校为男性穆斯林学生提供了一个充分自由的教育环境，优于同时期的基督教国家。在苏莱曼时代的帝都伊斯坦布尔，小学的数量增加到14所，那里教学生们阅读、写作和伊斯兰教教义。小学毕业后，如果学生们想接受更进一步的教育，可以进入8所伊斯兰学校中的一所深造，在那里学习语法、形而上学、哲学、天文学和占星学。更高级的伊斯兰学校相当于大学级别，那里的毕业生可以成为伊玛目或教师。教学中心往往是围绕清真寺庭院的众多建筑之一，清真寺周围其他服务大众的建筑设施包括图书馆、食堂、喷泉、厨房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