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已在数日前先行于丰岛海域爆发海战的清朝与日本，为了争夺朝鲜的控制权，终于向彼此发布宣战诏书，影响中日韩三国命运数十年的甲午战争就此轰轰烈烈开打。清朝向朝鲜牙山、平壤等地陆续遣军迎战，日本也在汉城(今韩国首尔)、釜山、仁川等处集结大量兵力，同时也在稍早派出大军占领景福宫、把守汉城城门，将朝鲜王室悉数纳入控制之下。对朝鲜而言，尽管早有驱逐宗主国清朝势力、实现完全独立自主的渴望，但日本的进逼又更蛮横与粗暴，使朝鲜更心生畏惧。因此对于这场自己毫无决定权的双雄大战，朝鲜只能被动地密切观察，期许能保住已所剩无多的权利。
当战事爆发前，日本为了制造开战借口，便曾向清朝提议由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但被一味寻求双方退兵以免冲突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拒绝。然而，日本的提议却使朝鲜误以为可借机摆脱清朝干涉，当时的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便在报告李鸿章的电文中提及此现象：“日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渐眩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意渐携贰，如倭队至汉(城)，吓骗均易着力，我以空口劝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本的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亦于给日本政府的报告内论及金嘉镇、赵义渊、俞吉浚、洪钟宇等改革派人士日趋活跃，希望拥戴朝鲜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逼退闵妃戚族，从而改革朝鲜内政之事。
不过朝鲜很快就察觉日本所谓的“自主革政”，不过仅是挑衅夺权的借口。大鸟圭介在接到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允许其制造开战口实的密令后，立刻向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提出照会，要求朝鲜限期确认，究竟是否自认为清朝属邦。有自主倾向的朝鲜自然不愿承认清朝的宗主权，但又怕清朝责难;若承认为属邦，日本又会以此为理由大加争呶。
朝鲜君臣就在这两难之中商议了许久，不得已之下，只能一面向日本公使馆请求延期答复，一面继续向清朝求援。但是李鸿章对此情势，却仅训令袁世凯：“韩属华已千余年，各国皆知，即韩与各西国立约，均经声明，务劝王坚持，如畏倭，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华必兴师问罪云，欲以此胁韩，令勿轻许”，丝毫未给予朝鲜任何抗拒日本压力的实质支持。
朝鲜没奈何，只能让赵秉稷答复：“本国自立约以来，所有两国交际交涉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权办理，此次请援中国，亦系我国自由之权利也……且本国内治外交，向由自主，亦为中国之所知”，将中国王朝过去听凭藩属国自主的传统，解释为自身的独立，至于属邦与否，朝鲜则推托道那是清朝官员的表态─“应与本国无涉”，不愿正面回答日本、也不公开挑战清朝的地位。
但大鸟圭介仍未放缓施压力道，又接着提出五大内政改革纲领，要求朝鲜在中央政制、财政、法律、教育和军事上做出变革。李鸿章闻知后仅表示：“本已备大队进援，惟恐两大交争，以汉城为战场，韩必大受蹂躏，朝廷念及此，故未遽发，若至无可挽，断不坐视不救”，声称备好大军、但因“怜惜”朝鲜可能沦为战场才未进发，依然是未给朝鲜有力的支援，顶多又劝告“内政只可朝鲜自改，不可听倭人勒改，以保自己权利，庶免后悔。”朝鲜明白清朝没法成为靠山，只能自求多福，因此又商议了好些天。
但朝臣们的意见混杂纷乱，如驻日公使金思辙高呼：“倭兵必不能吞韩，仅虚喝构衅，我国以理坚持，不许干预内政，伊亦无如何”，坚持反对大鸟圭介的提案;避走上海的闵泳翊则上书朝廷建议赶紧改革，以免重蹈越南亡国的覆辙。最后高宗只能一面派遣申正熙、金宗汉、曹寅承等三人为代表，前去同大鸟圭介谈判，一面发出教旨表示将扫除积弊：“会议铨臣、将臣财赋之臣，可以捄、可以革、可以罪，凡系政教得失者，各令条陈，无或有隐，随即禀明施行”，希冀缓和日本的压力，以及做出改革是出于己意而非遭强迫的姿态，藉此安抚反对的声浪。
申正熙等三人与大鸟圭介于汉城南山下的老人亭展开谈判，想不到大鸟圭介的态度又变得更为凶狠，他提出一份更详尽的改革纲目，第一条便开宗明义要求厘正中央官署职守、“废止世道执权之弊制”，且此项得于三日内议决、十日内实行!这无异是要求朝鲜即刻废除闵妃戚族的所有势力。然而闵妃自从扳倒兴宣大院君、掌握朝鲜大权之后，满朝文武几乎皆是其党羽，怎可能轻易束手放权，于是申正熙等人便拒绝大鸟圭介的提案，谈判就此不欢而散。高宗同时又下教旨设立校正厅，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革新内政，不理日本的逼迫。申正熙还指责大鸟圭介又是屯驻大军、又是催令限期改革，根本是干涉内政，要求日本尽速撤兵。
此时，袁世凯已发觉李鸿章的绥靖政策无法弭平日本的野心，在苦无清朝增兵支持、朝鲜也不信赖自己的情势下，只能上书告病，请求回国休养，留下唐绍仪代理朝鲜事务。袁世凯一走，朝鲜连表面的靠山也没有，大鸟圭介也少了袁世凯整日要求撤兵的烦扰，气焰更是高涨，再度向朝鲜提出照会，要求朝鲜既然自认是自主之国，就应该驱逐清军、废除中朝之间一切的通商贸易章程。
朝鲜惊慌失措，赵秉稷火速同唐绍仪会商对策，偏偏此时电报线故障，唐绍仪无法请示和告知李鸿章情况已愈来愈危急，赵秉稷只能再度要求日本撤兵。然而，这回大鸟圭介已决定不再用外交辞令与朝鲜往还相争，而是直接动武达到日本的目的。夜半时分，天色未明之际，日本军队倏然出动，迅速包围占领景福宫，大鸟圭介入宫胁迫高宗下旨禁止朝鲜军队抵抗，使得不少士兵“兵皆痛哭，碎鎗筒、裂军服而逃”，并派人往云岘宫催请大院君重新出马，以作为日本的傀儡。
在彻底掌控朝鲜朝廷后，日本接着施压高宗起用亲日派人士担任要职，以及流放罢黜闵氏一族的官员。赵秉稷也在日本的威胁下，向唐绍仪宣布废除所有中韩贸易章程，并“请求”大鸟圭介代为驱逐境内清军。唐绍仪见状，也只得从仁川秘密逃回国内。情势演变至此，日本可说是已在朝鲜掌尽优势，清朝则在一味的避战下渐丧影响力，更错失备战的良机。
随着甲午战争正式开打，朝鲜也在日本的威逼下任命亲日派的金弘集组成内阁，先后两次宣告彻底改组中央与地方官制，以及废除阶级差异、禁止早婚、废弃清朝年号而改书开国纪元(稍后转为使用建阳年号)，王室尊号也从“主上殿下”改为“大君主陛下”，史称“甲午更张”，藉此彰显朝鲜的“独立自主”。
殊不知，日本在接下来数年挟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得胜的余威，继续“鼓励”朝鲜推出更多“独立自主”的政策，而每一回的“独立自主”，都使日本的势力又更深入朝鲜一步。最后终于在1910年，才改制称帝13年的大韩帝国，在日本的强压下被迫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惨遭灭亡，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才迎来光复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