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与子思的义利之辨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不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起初，孟轲拜孔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臣司马光曰：孔、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二、子思见卫侯
二十五年(甲辰，公元前377年)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孔，字子思，向卫国国君提起苟变说：“他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车。”卫侯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孔说：“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几尺朽烂处，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现在国君您处在战国纷争之世，正要收罗锋爪利牙的人才，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了一员可守一城的大将，这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侯一再拜谢说：“我接受你的指教。”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卫侯提出了一项不正确的计划，而大臣们却附和如出一口。孔说：“我看卫国，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呀!”公丘懿子问道：“为什么竟会这样?”孔说：“君主自以为是，大家便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事情处理对了没有听取众议，也是排斥了众人的意见，更何况现在众人都附和错误见解而助长邪恶之风呢!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是无比的昏暗;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是无比的谄媚。君主昏暗而臣下谄媚，这样居于百姓之上，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长期这样不改，国家就不象国家了。”
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公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孔对卫侯说：“你的国家将要一天不如一天了。”卫侯问：“为什么?”回答说：“事出有因。国君你说话自以为是，卿大夫等官员没有人敢改正你的错误;于是他们也说话自以为是，士人百姓也不敢改正其误。君臣都自以为贤能，下属又同声称贤，称赞贤能则和顺而有福，指出错误则忤逆而有祸，这样，怎么会有好的结果!《诗经》说：‘都称道自己是圣贤，乌鸦雌雄谁能辨?’不也像你们这些君臣吗?”
三、子思见子贡
子思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取俸禄，却不能有所见树。国家政治黑暗，做官领取俸禄，却不能独善其身，就是耻辱。
子思说：“好胜、自我夸耀、怨恨、贪欲都没有显现出来，可以算是做到了仁了吗?”孔子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是否算是做到仁，那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逝世以后，原宪就跑到低洼积水、野草丛生的地方隐居起来。子贡做了卫国的国相，出门车马接连不断，排开丛生的野草，来到偏远简陋破败的小屋，前去看望原宪。原宪整理好破旧的衣帽，会见子贡。子贡见状替他感到羞耻，说：“难道你很困窘吗?”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财产的叫做贫穷，学习了道理而不能施行的叫做困窘。像我，贫穷，不是困窘啊。”子贡感到很惭愧，不高兴地离去了，一辈子都为这次说错了话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