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和平时期，这段时期的和平主要得益于宋国的华元和向戍。宋国等中原国家当年严重受到晋国与楚国称霸的影响，国家常年处于战乱之中，国力受到极大损耗，这些中原国家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得到一段时间的和平，可以保证国家的安定。宋国的华元历经多年，在楚国与晋国之间来回斡旋，虽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绩，但是中原诸国的共识并没有最终完成，晋国与楚国之间的战争，依然在中原地区燃烧着。晋国与楚国事实上历经百年的战争，也基本疲于奔命，而且国政常年受到主战派系的干扰，国内的将军们大多架空国内君主，国政也呈现动荡之势，晋楚两国均出现卿大夫与公族之间的权力之争，其间延续数十年之久。
国内之乱与对外战争相与交叉，两大强国的国力也是受到极度削弱。而在中原诸侯国努力耕耘和平共识之际，北方的齐国却发生了乌余叛乱事件。齐国廪丘守将乌余带兵偷袭卫鲁宋三国，并攻破三座城池，将之作为投降晋国的投名状，希望成为晋国公民。这个时候的晋国基本上也是国君与卿大夫权臣共同执政，赵氏的赵武掌握着晋国军政大权，这位赵武也是较为推崇和平共识的人物。在晋国同时与南方的楚国和东方的齐国两线作战之时，晋国虽国力有余，但依然受到齐国人在背后的偷袭，齐庄公就曾经扶持晋国叛臣栾氏攻破过晋国城池。
面对齐国叛臣乌余的主动投诚，晋国如果乘齐国新君即位政局未稳，即便接纳乌余的投诚也是无可厚非的。错就错在这个乌余自以为能力超群，居然以一个单单的边境守臣的身份去攻打三大诸侯国，这就激发众怒。在西方古老的叙事诗曾经记载过英雄用角质酒杯饮酒，就是用被害者的头骨做成酒杯，表达的是一种胜利者的野蛮。乌余显然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者，而且乌余的能力也的确非常超群，三大诸侯国居然都没有防止住其进攻，三座城池不日之间即被攻破。但乌余的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周天子的礼制，更是破坏了这个时期的社会潮流，齐卫鲁宋等国纷纷向晋国谴责乌余的行为。
晋国面对诸侯列国的来信，自然不可能熟视无睹，最终就选择将乌余拘押起来，并将卫鲁宋的失地归还给三国，以此向中原诸侯国示好。宋国的权臣向戍发现时机已到，便驾起外交的马车，来回奔驰于晋楚两国乃至更多的诸侯国，希望重新推行先辈华元没有完成的事业。公元前546年的时候，诸侯列国基本达成共识，即在宋国召开弭兵会盟，广发英雄帖，除了主要强国晋楚两国外，西方的秦国，北方的齐国等国也都来到宋国参加会盟，就中原宋国等小诸侯国而言，这次会盟的目的是要结束百年征战，还诸侯列国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就晋楚等强国而言，这次会盟将为两国带来更多的价值。
支持会盟的是晋国权臣赵武，为什么赵武会主持这次会盟呢?赵武即是当时最强之国晋国的第一权臣，其次在乌余事件中处置得当，至少得到了卫、鲁、宋、齐等国的支持，而且这场会盟本身不是为了征伐之时，赵武为树立自身和平大使之形象，也愿意主持这场会盟。在赵武的主持词中，将晋楚秦齐视作可以匹敌的国家，互相之间的国力、战力和人口等都在当时名列前茅，即便在周天子的眼中，这四大国家也是当之无愧的强国，因此这四大诸侯国即可免除互相朝拜的礼节。
至于宋鲁卫等中原小国，既然要受到这些强国之保护，就要给强国交保护费，在这场会盟上秦国暂处西方，与晋国之间的战争处于劣势，无法与晋国争夺盟主之位。齐国景公即位不久，国内正行改革之势，也不愿意与晋国称霸。唯独楚国，因与晋国打了百年战争，往往有胜有负不分彼此，参加这场会盟也就希望得到最大的利益。楚国人在参加会盟的时候，就没有规规矩矩的穿礼服，而是在礼服中穿了战甲，在会盟仪式上就威胁晋国，要与晋国共分中原盟主之位。赵武与晋国诸臣不料楚国竟然有如此打算，在逼迫之下也就只能承认晋国与楚国之间共享中原。自此而后，晋楚之间的称霸战争暂告一个段落，中原地区也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年代。
那么，晋国虽与楚国共享了中原，又是谁更在这次会盟中得利最多呢?当时的宋国是宋平公在位，这位国君也是经历过各种宫廷内乱和外部战争，对和平的期待也是非常热烈的，华元、向戌这两大和平使者都在宋平公时代为臣，就说明宋平公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支持和平的。在这个时期的宋国频繁与诸侯国结盟，相互之间比较稳固的就至少包括鲁、宋、卫、郑、陈、蔡、许、曹等国，而陈、蔡、许三国是楚国的附庸国，鲁、宋、卫、郑四国即是服用晋国的诸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