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向为中国领土，中国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进行打鱼等生产活动。自1967年1月~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先后16次侵入该岛，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中国一再严正要求苏联方面停止其武装入侵活动，苏联却置若罔闻。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4辆军车，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打死打伤6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将入侵的苏军逐出珍宝岛。15日，苏联边防军3次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100余人，在直升机、炮火支援下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分队发起猛烈进攻，并用多种火炮轰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激战近9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挫败了进攻。17日，苏联边防军叉出动步兵70余人，在坦克支援下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中国边防部队的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保卫了国家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
中苏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间的历史悬案。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密切，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 但到了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方针政策上发生根本分歧，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从1964年开始，苏联向中苏边界地区陆续增兵，并在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据相关研究显示，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且多半是由苏联挑起。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时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
毛泽东长期担忧苏联
更让中国领导层如鲠在喉必欲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中苏交恶后，苏联长期在中苏边境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蒙古国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尤其是当时苏联战略军团的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而自中蒙边界到北京，直线距离不过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极便利苏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苏军的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则可攻击中国全境。
同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增兵之举，进一步强化了最高领导层的危机感。1966年3月，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毛泽东则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表示：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领导人的刺激尤甚。周恩来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公开称呼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同年1月，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并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也就是说，最高领导层开始转变策略，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联进行反击。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终于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的方案。
从1960年代初开始，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策划和制造事端。1968年1月5日，苏联边防部队大批武装人员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野蛮干涉中国渔民正常的捕鱼生产活动，用装甲车轧死和撞死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渔民9人;1968年12月27日，苏军75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分乘7辆装甲车、卡车和吉普车侵入珍宝岛，打伤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1月4日，我军登岛巡逻时，遭到30名苏军的拦阻和推打，我军被迫撤回;1月6日苏军再次入侵珍宝岛，抓走我方2名渔民;1月23日苏军76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我边防人员，围攻、毒打我军人，打伤20余人，其中重伤9人;2月6日至25日，苏军又连续5次围攻、毒打我边防巡逻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苏联共挑起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到1964年增加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