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地方军政长官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旌以专赏，节以专杀，就是后来的节度使。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总权。
众所周知，李世民时期唐朝征战四方，灭东突厥，征服高昌，重创高句丽，都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因为他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新唐书·兵志》载：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李世民
李世民去世后，吐蕃、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的骑兵开始不断袭扰唐边境地区，为应对这种态势唐军开始战略收缩，对外战略由进攻开始转向军事防御，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构筑防御工事，部署军事力量。
为了建立庞大而且指挥灵活、快速反应的边防军队，唐政府把地方政府控制的分散的几百人为单位的小镇，改为驻有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的边防重镇。
其实一开始，戍边集团军是由原隶属于各卫的府兵、临时征集起来的新兵组成，由于军队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都需要花费时间，要预防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必须在边境军镇驻守常备军，于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长期服役的常备军开始取代定期轮番防边的府兵。
起初的常备军也是依靠政府分配兵额，但往往不能满足边关对军队的实际需要，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募兵的来源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职业的流浪人，以及走投无路或无依无靠之辈。他们一般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之权，因此他们对节度使有极强的依赖性，以至于“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这样，藩镇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亲兵部队，拥有了军权。
当然，单纯的拥有军队远不能使节度使做大，古代军队在外动辄几十万兵，之所以还能听命于文官政府，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后勤。大军若是断了粮草，这些膀大腰圆的家伙分分钟就会倾向于反噬，军人还是盗匪就是一念之间。为了养活数量庞大的藩镇集团军，同时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唐政府开始用屯田的收入解决军队的部分供应，随着常备军数量的不断增加，屯田制度在各军驻地全面展开。
起初，屯田生产的粮食由中央政府的统一支配，但这样戍边将领调动军队还要走中央程序，对边境戍防不能灵便反应，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区的财政权力转给各防区的常备军将领。
景云年间，为与吐蕃、后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作战，唐政府再次对西北、东北边境的军事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官衔正式化，即把那里的数州并为一个军事战略防区，组建边防重镇。
开元、天宝年间，节度使的数目进一步增多，唐沿边境置安西、北庭、河西三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置朔方、河东、范阳三节度使防御北部边境;置平卢节度使防御东部边境;置陇右、剑南二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
最后一步是行政权，唐政府经常临时派出巡察使、按抚使、采访处置使等到各道巡察。开元二十一年，采访使成为常设机构，负责检查本道刑狱和监察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
为避免地方官对节度使军事行动的影响，从天宝中开始，唐政府将一道“节度使与采访使”各“一人”的体制，改为由藩镇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这样，藩镇节度使便拥有了其辖区内数州的行政权。
我们知道到了天宝十年，安禄山官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采访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等，辖区广遍太原、幽州、营州各地，又集军权、财政权、行政权于一身，所以当安禄山率十五万大军南下，朝廷一片动荡，宫廷警卫部队都是由临时集市商贩组成的，被逼的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来召募兵卒。
安史之乱后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自唐末黄巢之乱之后，朝廷终于失去对大部分藩镇的控制，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朱温灭唐后的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以及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均为节度使。
唐亡于藩镇是不争的事实，五代的54年大分裂其根源则在于节度使手里有兵，占个山头就能称王，赵匡胤不想他的王朝重蹈此覆辙，北宋建国后，他问心腹赵普：
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
赵普说：
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匡胤心领神会，他在一次晚宴上，给予功臣银钱田地，要求他们解除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北宋开国重臣石守信、高怀德、王审椅、张令锋、赵彦徽等人一夕之间，兵权尽解。并派遣文臣知军州事，限制了节度使节制郡县的权力;又以转运使接管了节度使的财政权利;将地方上强壮的士兵编入禁军。凡此种种，节度使徒坐空城而已。
之后，节度使一般作为宰相卸任之后的荣誉职务，往往有名无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