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维新运动
1868年至1873年，明治维新为日本开了新时代。“维新”一词取自《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确，明治维新是以天皇复辟为名，其实是一次从下而上的夺权，结束了日本德川幕府的“武家”政治。
19世纪中，美国培里准将(Matthew C. Perry，1794—1858)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东京)，要求日本开国通商。这次事件，为日本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意识，其冲击不下于中国经历的鸦片战争。日本当政的德川政权，无力应付严峻的变局，一群九州长州、萨摩两处大名(藩侯)的藩士发动政变，以“尊王攘夷”的口号，逼迫德川幕府“奉还大政”，将长期形同傀儡的天皇奉为实际的君主。新政权采取全盘西化的政策，改变政府制度，编练新式海军、陆军，振兴企业，将一个仿照中国文化的边陲国家，一变成为东方的西洋国家。
二十年后，日本挑战中国在东方的霸权地位，于1895年击败中国新编组的北洋水师，攫取了朝鲜半岛与台湾，并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由此一跃为殖民帝国，雄张东亚五十年。日本于1905年击败俄国，1931年侵略中国的东北，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1941年底袭击珍珠港，同时在大陆与海洋作战，希冀建立一个东亚大帝国。这一梦想，终于在1945 年的“原爆”蘑菇云下，化为灰烬!
日本倏兴倏亡，是东亚的大劫!但是，19世纪明治维新的成功，曾引发中国的“百日维新”。1898年，清光绪帝在慈禧太后让他亲政之后，援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百日之内颁布一连串诏书改动制度，但遭遇守旧人士反对。慈禧太后在袁世凯依附荣禄后，得以运用北洋新军的力量夺回政权，处死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人，把光绪囚禁在瀛台。短促的“维新”，转为悲剧!
中、日两国的维新政变，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常是近代历史学界探讨的课题。先论两者的相似之处：日本的维新志士是一群外藩的青年藩士，痛感于外来武力威胁及当时德川政权的无能，聚集于吉田松荫(1830—1859)的门下，研讨如何救亡图存。同样的情形，一群远在南方的青年人，痛感外患日重，清廷应付无力，群聚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寻求挽回中国败亡的命运。
日本的九州诸藩，远离关东的幕府权力中心，但又经由对外贸易获得利益及有关西洋事务的知识。长崎一埠，长期有荷兰及西洋商船寄泊，也有西洋人在此居住。源自长崎的“兰学”，是日本学习西洋事务的来源。九州藩士，实是日本最熟谙当世国际事务的人士。在中国方面，澳门于明代被葡萄牙人借居后，明清两代的耶稣会会士入华，均由此进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割让香港，使香港成为英商及其他外商对华贸易的基地。广州虽偏居南方，但密迩港、澳，于是粤籍人士直接间接最易获得西洋事务的知识，也最能深刻痛切地感受到危机。广东虽是中国最富庶省份之一，却又远离清廷的权力中心 ，其情势与日本九州诸藩相似。
明治是从全无实权的天皇，为维新志士拥戴忽然成为新政的权力象征。光绪为慈禧从醇亲王藩邸迎入宫中，继承皇位，长期在太后垂帘的阴影下成长，一旦亲政，锐志改革，希冀中国迅速复兴，遂乾纲独断，完全信任这一批新进文臣。日本是明揭“尊王攘夷”口号，援春秋大义，确立明治维新的合法性。光绪的皇位，也有其合法性，以致慈禧尝试废立，终因东南督抚坚持“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阻止了慈禧的计划。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差异
以上中日情势的诸项相同处，确使人诧异，为何二者一成一败，竟如此悬殊?而且，其下一步的发展，又使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走上完全不同途径!此处当试述二者发展过程的差异：
首先，明治与光绪的处境不同。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德川只是篡窃天皇权力的权臣，正主既出现了，德川幕府再难有其合法性。光绪则是慈禧的继子，亲子一伦在伦理差序位阶最高，即使是皇帝也得在亲子关系上垂手。
其次，德川幕府执政之初，遍植亲藩于关东为武家藩屏，但执政日久，那些大藩坐收户额租地，耽于逸乐，已失去战斗力。德川末代将军的部下，也已只见宫廷宠臣，不见武勇之士。于是，九州诸藩挟其实力，要求武家奉还大政，德川实已没有抗拒能力。反之，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役后，南北诸省都迅速“武化”，尤以 大门的直隶总督，手握重兵，举足轻重。戊戌维新时，慈禧任命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即使谭嗣同当真能够劝动袁世凯支援光绪，袁军也没有抵抗荣禄的胜算。当时东南督抚，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维新外，都不做左右袒。光绪缺少有力奥援，而慈禧则有直督的实力为后盾，是以光绪处境与明治的形势相比，可谓主客之势完全不同。
更须注意者，日本的藩士乃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身份，他们都是藩主的武士，平日聚集在藩主的城堡，本身并没有社会基础。德川幕府手上曾有过重兵，但执政既久，武士已转化为官僚系统中的大小官吏，他们寄生于幕府，却不能动员社会资源支援武家。德川幕府外无强大亲藩的支援，内无有力藩士发动社会力量，其不能自存，已明白可见。普鲁士的乡绅(Junkers)是“在乡军人”，身份与中唐以前的府兵相似。这些乡绅乃是支持重建日耳曼民族主权国家的重要基石。若以日本武士与普鲁士乡绅相比，其最大差别在于武士寄生宫城，不在乡村掌握地方的实力。
中国明清的缙绅，并不具武士性质，却是地方社区的精英。他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又凭借同族、同寅、同事、戚谊等种种关系，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大则涵盖全国，小则笼罩一乡。缙绅士大夫的向背，在皇朝嬗代、政局转变之际，都有决定性的作用。清代末季，政府执政能力已相当不足，但儒家君臣伦理的强大约束力还在，以致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东南，还是恪守臣节，解散了湘军。这种情势，若不是从下而上的革命，缙绅为主体成分的官僚体系，殆难与虎谋皮，由内部发动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
戊戌维新代表的理念，在当时还有保守与洋务两派思维方式作为选项。保守派，例如倭仁、王先谦等都坚决相信中国传统方式是“千古不易”的正道，任何学习西洋的改革均是“离经叛道”，不宜施行。洋务派，例如张之洞及大多数的督抚，致力购械设厂，希望中国能够有坚船利炮，甚至振兴实业，希望中国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赞成国家制度也转变为西洋模式。这两种主张，在当时是缙绅士大夫的主要思想，持维新改革理念的人反而不占多数。是以，光绪与康、梁无法转移庞大的缙绅力量支持维新运动，各省督抚在慈禧反扑时大多不声援光绪，当是因为他们大多只是持洋务派的观点，还不能接受维新之论。
百日维新的遗产
维新失败，保守分子借用义和团的“本土运动”，扶清灭洋，惹起八国联军。大难之后，不少人思想转向改革，清廷才有预备立宪之议，可谓戊戌维新的一段延伸。数年之后，辛亥革命，清廷所谓立宪也成了空话。
从维新到立宪，这次短暂、不全面的清末改革，仅是历史潮流的涟漪。然而，沈家本(1840—1913)奉命改订的清律，移植欧洲大陆法系法典，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成文法。中华民国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大致皆不脱沈家本订下的范畴。中华民国建立不久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全国分崩离析，但排除一些军阀不法行为，大致言之，各地诉讼还是遵循这一部新法律。即使在北洋政权的号令不及之处， 大理院的判例也还为各处法院引用。
清末改革的另一个成果，是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轮廓。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规划，是日后各地大学的模式。蔡元培在民国成立后制定的大学制度，基本上只是以此为基础，稍做修改而已。
整体来说，清末的维新只是夭折的努力。若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循着所谓“立宪”的途径发展，其过程当是取决于社会精英层(旧日缙绅及后来的知识分子)，中国后来的走向可能大不相同。历史已是过去，不必再作悬测。倒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日本，可是从1925年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日本的右派与少壮军人狙杀了五位首相中之三人、三位藏相(财政部长)中之二人;另有一位首相的兄弟被误认而死于狙击，那位首相侥幸逃过一劫。这些主张和平开放的自由主义政治人物，一个一个倒下，日本军人遂控制了日本天皇与政权，形成实质的军阀专政，斩断了日本正在发展的君主宪政。日本遂中风狂走、武力扩张，终于一步一步走向战争，也一步一步走向败亡。明治维新是由一群青年藩士推动的，他们的“武士道”本性终于遗留了黩武的行为基因，以致有此历史的转向。中、日两次维新的历史因缘，长程短程都可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