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初期，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旱荒，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俱受波及，为害之烈，为患之深，史所罕见，1000多万人殒命，史称“丁戊奇荒”。
灾荒之时，清廷没有完全从国内战争的糜烂之局中恢复元气，边疆危机又接踵而至。荒区内，成千上万的饥民、流民以及此灭彼起的闹荒、民变，使略趋平静的局面动荡不宁。
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清廷似乎朝不保夕。
为了稳定统治，清廷采取蠲免赋税、散放钱粮、设厂放粥、设局平粜及以工代赈等一系列荒政措施，赈灾安民，不可谓不努力。
然而，这一传统救灾方式起到的效果却并不称得上好，与风起云涌的“义赈”(近代工商业者如江浙绅商组织和发动的民间赈灾事业)相比，黯然失色。
战争结束后，北方老百姓的差役负担依然沉重。“农民终岁所入，纳赋应差牛力籽种外，实无所余，甚为赔累”，有时连“种粮尽粜卖以应追呼”，生计日窘，即使正常年景也难资糊口，一遇荒歉，立即陷于饥馑流离。时人谈及奇荒与赋役，痛切地指出：“饿殍见于既荒之际，饥溺已形于未荒之年”。
陕甘总督左宗棠反复强凋“恤贫以保富为先，办赈以遏乱为急”，“荒政救饥，必先治匪”，并不断提醒陕西巡抚谭钟麟“办赈须藉兵力”，对“藉饥索食、仇视官长”的所谓“匪类”，“非严办不足蔽辜”。于是，铤而走险的饥民、流民无不惨遭屠戳，地方豪绅奸商则有恃无恐，纷纷乘灾打劫，更加深了灾难。
救荒之时，清廷内部派系之争日趋尖锐，皇室纷争不己，督抚各自为政，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或遇利必争，或遇事推诿，明争暗斗，风波靡定，统治机构运转失调，行政效率大为降低。
这种情况不可能让救灾走上统筹规划、协调一致的轨道。诚然，在清廷督导之下，被灾各省不少督抚大员勤于赈灾，不辞劳瘁，但往往自顾不暇，各自为战，灾轻或无灾省的封疆大吏除少数心存利济、热心支持外，大都作壁上观，对于清廷支援灾区的谕令，囿于畛域之私，或拖延搪塞，或大打折扣，从不认真执行。
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
外国资本主义不光输入了鸦片，还输入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特别是《北华捷报》中关于“丁戊奇荒”的报道，反映出其信奉的自由贸易及放任经济。这与中国传统官赈做法相矛盾。
当时，印度和爱尔兰的特大饥荒与“丁戊奇荒”几乎同时发生，但英国在两地的决策人及赈济官员坚持不干预，拒绝国家对养活人民应负家长式责任。那时，英国认为受灾地的穷人懒惰而过度依赖，难民应致力于公共工程项目，以换取食物或勉强糊口的工资。
英国编辑们对清廷免费为饥民发放食物及现金大惑不解，认为“丁戊奇荒”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缺乏科学、铁路和资本主义经济，指责北京“统治者官僚”“将一场严重的匮乏加剧为饥荒”。
传统荒政的回光返照
平心而论，针对丁戊奇荒，清廷组织的赈灾，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堪称史上之最。同时，作为传统荒政在近代史上的大规模实践，赈灾又多多少少打上了近代文明的烙印，渗入了不少诸如海外侨胞的输捐和国际社会的援助等新的因素。
传教士李提摩太赞美了清廷的赈灾工作，“与中国政府本身的工作比起来，外国人的努力最多不过是桶里的一滴水。在豁免税务和直接给予山西赈济之中，它至少给予了200万英镑。”他们赞扬了清廷在饥荒区域禁止罂粟种植的努力，将饥荒看作对英、中两国的教训，并批判了英国的一些对华政策。
但是，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和破坏力量，清廷的赈灾实际只是传统荒政的回光返照，又因为被迫向英国和其他列强所代表的“现代性”开放，清廷国家生产力、公共福利特别是救灾能力迅速下降，在国内战争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动荡的冲击下，仓储又发生灾难性损耗，朝廷，再也无法像18世纪的盛清那样赈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