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宣告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不过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酝酿，清政府在力图减少战败损失的同时，部分官员萌生了“毁约再战”的意图，并通过种种途径，向西方列强谋求支持。但是，清政府严重误判列强干涉的真实意图，非但未能得到支持，而且内部也对重新开战的风险持有顾虑，因而最终不得不接受《马关条约》，并进一步陷入列强瓜分的重重危机中。
对三国干涉还辽的高度期望是清政府萌生毁约再战想法的重要因素。根据《马关条约》，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将被日本割占，当时俄国企图将中国东北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自然不愿意看到日本据有辽东，就联合德法两国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
三国共同对日干涉的策划过程是秘密进行的，但法、德两国政府有意向清政府作了极为有限的透露。就在《马关条约》签字前，法国外交部向清朝驻法使臣庆常通报了法国即将联合俄国阻止日本的消息。德国前驻华公使巴兰德也通过德籍税务司德璀琳，向津海关道盛宣怀转告德国即将联合俄、法对日进行干涉。
由此，清政府判断三国将在外交上实施对日本不利的举动。4月20日，光绪帝召集军机大臣讨论如何回应三国对日干涉的问题。部分官员对此事有所怀疑，翁同龢和李鸿藻二人却认为机不可失，力陈和约批准宜缓。有官员略持异议，翁、李二人即“力斥之”。光绪帝正为割地赔款焦虑不已，便敦促总理衙门密切联系俄国驻华公使馆。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奉光绪帝之命晤见俄国公使喀西尼。喀西尼以肯定的语气表示俄方不会允许日本占领辽东地方，要求中方暂缓批准《马关条约》，并表示俄方绝不食言。徐用仪遂问俄方将采取何种具体措施，喀西尼未做明确答复。光绪帝接到奏报后，即命令奕劻、孙毓汶、荣禄赴俄使馆 “传感谢之意，并告以批不能过缓”(《翁同龢日记》)。光绪帝又电令正在圣彼得堡的驻俄使臣许景澄密切关注俄方动态。一日之内，光绪帝派出多位高官赴俄使馆打探消息，这表明俄国的最终表态，愈来愈成为清政府挽回战争损失的希望所在了。
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在东京正式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照会，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为避免丧失更多的战争果实并与三国特别是俄国发生冲突，日本政府决定接受。许景澄在三国正式照会日本的当天，立即电告总理衙门：“俄外部言：俄、德、法已各电驻使，劝倭减让，言明尤重辽地……
三国干涉还辽对急欲减少战败损失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喜讯。清政府进而希望这个由俄国发起的外交干预升级为对日本的武力威胁，从而废除《马关条约》。光绪帝电令许景澄切实探明俄方态度，询问俄方能否以兵舰相助，表示若俄方用兵，则中方愿与俄方密订条约。从光绪帝的电令来看，清政府高层已经将俄国视为共同拒日的可靠盟友，并希望通过订立秘密条约的方式使中俄同盟关系在外交上得以确立。光绪帝还希望三国共同干涉的范围扩大到即将落入日本囊中的台湾和澎湖列岛。5月13日，光绪帝通过总理衙门电谕许景澄：“辽东地方借三国之力，倭允归还，大有利益。现在和约已换，三国视事已了结。惟台湾众情不服，势将变乱，难以交接，此中国最为棘手之事。闻台民不愿从倭，意在他国保护。著许景澄将此情形密商俄外部，能否仍联三国，设一公同保护之策……”
在联络俄国的同时，清政府甚至试图借助三国干涉之机，对日本毁约再战。4月25日，军机处数次去电询问正率湘军驻守辽河前线的刘坤一和驻天津的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要求二人“体察现在大局安危所系，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见，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辞，敷衍塞责”(《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可以看出，清政府不甘失败的心理在三国干涉还辽这个意外转折的影响下，被提升为扭转时局的一个又一个希望。这种变化在御史李念兹的奏折中表达得相当充分：“应请饬下总署转商各国使臣，按照公法有无妨碍，伊深嫉倭人之强，必不谓然。即据此情令李鸿章告知倭人，彼万不敢撄众国之锋，又必为之俯首帖耳矣。果终倔强不服，则已激怒我军，再战也可。如天诱其衷，就我范围，条款中甚者去之，可者予之，则从容笑谈而和议成矣。”
然而各方面的反应均未如清政府所愿。俄方向许景澄表示拒绝中方参加干涉，也不同意对日实施武力打击。在保台问题上，三国都一致表示拒绝参与的立场。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许景澄称：“俄国不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说话。”(《李鸿章全集》)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代表法国政府告知奕劻：日本已经允让辽东，法国对日本占领台湾不便干预。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以充满戒备的语气向德国驻俄大使指出：“中国这个阴谋的显明目的是要使列强卷入与日本战争，因为没有战争，日本是不会放弃台湾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德璀琳也对李鸿章提出警告：“再提台湾，恐日本借口中国欲反全约，布告各国，谓我理诎……”力主按期履约的李鸿章担心朝廷若有毁约举动，极有可能导致局势的恶化，为此复电总理衙门：“盖日本已复俄国，允退还全辽，台湾不可自我屡翻。”
对于是否毁约再战，王文韶和刘坤一有不同的表态。王文韶极为谨慎，表达很是暧昧。他复电军机处称：聂士成部“必可一战”，而关内外诸军则“不敢臆断”。对于和战大局，王文韶认为“现在事可胜不可败，势成孤注，与未经议约以前情形，又自不同”。而对日再战能否取胜，他也未置可否，而是称闻三国颇肯相助，请军机处统筹。刘坤一的答复则较为乐观。虽然湘军新败，但他认为关内外诸军皆屡经大敌，“相机战守，似辽、沈后路可无他虑”，而且京畿防务严密，兵力甚厚。“日寇岂易深入?纵或登岸，究属孤军，则诸军可以夹击之，即不得手，自可再战三战，以期必胜。未必彼即长驱直入，我即一蹶不振。”(《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对于刘坤一如此乐观的判断，军机处有人不以为然。翁同龢在日记中云：“刘虽电复可战，而同列颇摘其一二活字，谓非真有把握也。”刘坤一此前曾高言主战，却连遭败绩，军机处对他的再战建议，不敢轻易采纳。此后，这个风险极大的设想也就不再有人提及了。清政府被迫如期与日方换约，并支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清政府把三国干涉还辽视作挽救危局的希望，企图通过外交努力，降低战争损失，但对时局严重误判。其实，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的目的是遏制日本在华的势力范围，取得清政府好感，而并非真心帮助中国，清政府试图借助三国保台毁约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尽管清政府未能达到借助三国之力完全废除《马关条约》的目的，但日本毕竟已经被迫将落入口中的果实吐了出来，从而减少了领土损失，因此清政府部分高级官员对俄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希望能与之结成同盟，共同防范日本未来的军事打击。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1896年《中俄密约》，正是在这种严重误判的外交思想主导下结出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