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元年三月发生的北来太子事件，成为左良玉起兵东下“清君侧”的最佳理由。在弘光时期发生的“僧大悲案”、“童妃案”、“假太子案”三大案中，以“假太子案”最为著名，在当时影响也最大。“假太子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没有确切的定论。弘光帝、马士英等认为太子是假冒的，为了平息外廷的舆论，对自称是太子的人进行会审，结论仍然是太子非真，此人是王之明假冒的，然而会审过程及结论疑点重重，难以使人信服。马、阮集团柄政以来，政治日益腐败不堪，广大士民对马、阮集团及朝廷早已怨恨不已，以期望能改变现状，而北来的太子事件恰好给百姓的这种心理燃起了希望之火，弘光朝廷对太子案件的审问又疑点重重，更加使人们相信，这是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的阴谋，以便陷害太子来保住帝位及权势。当然，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是不希望看到真的太子出现的，因为太子是崇祯帝的合法继承者，论序当立，必然危及自己的统治。百姓也洞悉这种心理，于是，民间有关太子是真的舆论愈传愈广，甚至连很多文臣武将也认为太子是真的。形成了“太子一事，朝廷之上皆曰伪，草野之间皆曰非伪;在内诸臣皆曰伪，在外诸臣皆曰非伪”的局面。
左良玉则上疏请保全太子，同时对弘光朝廷兴师问罪，谓：“太子之来，吴三桂实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岂大臣之道?满朝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体。前者李贼逆乱，尚锡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视为仇!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辗转诛求，遂使皇上忘屋乌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皇上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无是理也。亲亲而仁民，愿皇上省之!”
左良玉虽然利用太子事件来作为起兵东下“清君侧”的借口，但也不排除左良玉对崇祯帝的忠君报恩思想。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死前， “诏封左良玉为宁南伯，畀其子梦庚平贼将军印，功成世守武昌”，所给左良玉恩封，在明代武臣中确实罕见，足以使左良玉感到崇祯帝的恩宠。而崇祯帝封左良玉为宁南伯， “宁南”二字，似有寓守护江南安宁之意。明朝北京中央政权灭亡后，左良玉的部将因此才有“天下事皆当关我公”之语。
崇祯帝自杀殉国后，左良玉以崇祯帝的维护者自居， “三军缟素，率诸将旦夕临”，来吊唁崇祯帝。弘光朝成立之初，当部将劝左起兵东下之时， “良玉拊膺而号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弃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国家之变以自利也。封疆之臣，应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为效，有过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尽出索藏金银财物凡二三万散之诸将曰：此皆先帝赐也。受国家厚恩，祸变至此，良玉何心独有之乎!于是良玉哭，诸将噭然皆哭”。良玉以先帝之恩来劝说诸将，可见其对崇祯帝仍然怀着尊崇之意。当左良玉听说太子在南京受到迫害时，难免把对崇祯帝的尊崇之意移情于太子身上，认为解救太子即是报先帝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