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赵氏，名雍，战国时期非常有作为的一位君主。武灵王即位之初，赵国的内忧外患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
此时赵国的内部情形，大体是这样的：赵国的整体力量分散于各个贵族，贵族以各自封地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根基，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不能凝聚成一体。同时，赵国君主的权利也会受到这些贵族的掣肘，潜在的政变危机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赵国的政权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而外部的情形则更糟糕，总体来说存在四个方面的威胁：
迅速强大的秦国威胁。
好战邻邦中山国的腹地威胁。
整个北方的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族群的强大威胁。
北部邻邦燕国时不时背后捅一刀威胁。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赵武灵王从赵国游牧文化重于农耕文化的实际情形出发，并在楼缓、肥义等大臣的坚定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推行了胡服骑射变法，对赵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一次大改革，使赵国消除了内部四分五裂的隐患，使人力、物力、财力得以优化配置。
于此同时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外部扩张战争，不仅攻灭了长期的心腹大患中山国，并且北上征战，连续吞灭了林胡、楼烦两国，设立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部威胁。总体上说，在变法后短短的11年时间里，赵国连续取得了所有战场的巨大胜利，一跃成为山东第一强国。
然而巅峰时期的赵国，却突然埋葬了英雄赵雍，给变法涂上了一层浓艳的血色。由于赵武灵王在处理继承人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最终酿成了沙丘之变，不仅长子赵章在这场变乱中被诛杀，自己也被王族大臣赵成、李兑等围困在沙丘宫，直至被活活饿死。
赵雍之死，还是给刚刚崛起强大的赵国带了不小的影响，首先赵雍作为赵国变法崛起的伟大先驱者，他的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其次，当时赵国的实际君主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当时已退位，号称“主父”)年纪尚小，朝政实际上被刚刚平叛的王族大臣赵成、李兑把持，赵武灵王的一些近臣遭到迫害，很多名将如乐毅、赵奢等纷纷出走了，赵国的人才遭受一定的流失。
然而这一切，却没有从根本上削弱赵国，年轻的赵惠文王很快地成长起来了，以王族大臣平原君赵胜等人才为依托力量，渐渐从赵成、李兑的专权状况下解脱出来。赵惠文王亲政之后，重用能臣名士，赵国一时强臣名将如云，如平原君赵胜、马服君赵奢、大将军廉颇、上卿蔺相如、国尉许历等，并多次战胜危机，使赵国重新开始强势崛起，并依旧保持较长时间的强大，那么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又在哪呢?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赵雍生前已经以连续的巨大胜利，巩固了变法的根基。赵国虽然发生了权力争夺的大政变，但是却没有出现全面的复辟倒退。变法过程中积累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鸿沟，已经由赵雍自己的鲜血大体填平了。同时，我们发现赵雍和商鞅的悲剧之后的历史演进过程几乎惊人的一致。
这种现象的背后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根植于社会深层利益合理化的全面变革，无论发动者与主持者的个人命运如何，变革本身所培植的强大生命力，足以构筑战胜历史倒退力量的最坚实根基。变革的生命力，在于变革本身的正义性与深刻性。愈深刻，其生命力就会愈发强大。即或是变革的反对力量，也无法推翻这种深刻变革所巩固下来的历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