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9月1日，三浦梧楼来到朝鲜首都汉城，接替井上馨就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赴任前，就与玄洋社、熊本国权党等右翼侵略主义团体碰头，并带了两个精通朝鲜问题的右翼分子赴任，他们分别是武田范之和月成光，前者曾加入间谍组织天佑侠，在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期间进行阴谋活动，后来又在日韩合并时做出很大“贡献”;后者则是玄洋社的核心成员，也是朝鲜问题专家，参加了乙未事变。三浦还带了一个右翼政客柴四郎作为幕僚前往朝鲜，此人同样是乙未事变的重要参与者。
三浦赴任后，拜见朝鲜高宗和闵妃，对闵妃说：“外臣久在武职，驱驰阵马而无功。苟无陛下召见，将终年坐赏汉城的风月。况外臣信佛，自写经文以祈世之安泰，希望净写一部观音经，以供王后陛下御览。” 于是，闵妃对其左右戏称三浦为“金刚山一僧”，三浦本人对外自称是佛教之“参禅僧”，每日在公使馆闭门不出，读经诵诗，“读经公使”之名也就传开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三浦上任后，便积极和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浪人冈本柳之助以及《汉城新报》(日本驻朝公使馆机关报纸)社长安达谦藏等人密谋采取非常手段打开朝鲜局面的问题。当时汉城的公使馆、日本新闻记者一致把俄国影响的增长归罪于闵妃，认为靠通常的外交手段已不能阻止俄国势力的发展，“只有采取非常手段”，“除去王室的核心和代表人物闵后”，才能使朝鲜王室和俄国公使韦贝尔的联系“一刀两断”，三浦梧楼也“早已着眼于谋取除去这一祸根”。
从1895年9月20日开始，谋杀闵妃的计划开始具体制订。三浦梧楼等人在策划谋杀闵妃时，将这一计划称为“狐狩”，这一名称可能来自亡命日本的朴泳孝。 计划在1895年10月10日举事，暗杀闵妃。三浦的手下柴四郎和安达谦藏等人则负责四处纠集在汉城的日本浪人，作为暗杀闵妃的主力，而这些浪人(大陆浪人)，基本上是玄洋社和熊本国权党等右翼团体出身。当时参与这一事件的日本人并非无赖之徒，许多还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比如冈本柳之助是日本的炮兵少佐，也是朝鲜宫内府的顾问官;国友重章是《汉城新报》主编;安达谦藏是《汉城新报》社长，后来还跻身内阁;柴四郎甚至还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回国，作为撰著《佳人之奇遇》等政治小说的作家声名远播。参与暗杀闵妃的其它日本人还有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日本陆军中佐兼朝鲜军部顾问楠濑幸彦、日本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等人，他们中许多人混迹朝鲜多年，所有参与者都希望能够击退俄国势力，
恢复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地位，这些日本人参与者的心态可以这样描述：“俄国势力滔滔侵入朝鲜半岛的根源，实养成于宫廷中一女性闵妃一颦一笑之间。不知道可怕的东亚之祸源正培养于其处，她一心驱除日本之势力，毫不介意可怕的将来之祸。救东亚、救朝鲜的眼前唯一之捷径就是埋葬闵妃。杀掉闵妃!埋葬闵妃!这是当时留居京城(汉城)志士的呼声。”
只有日本人参与杀害闵妃肯定是愚蠢的计划，必须要朝鲜人配合，一方面可以充当向导，另一方面可以替日本掩盖真相。关于这一点，三浦梧楼等主谋迅速想到了闵妃的政敌——她的公公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大院君原本是一个反日派，1894年日本曾扶植他摄政，大院君却暗中准备驱逐日本人，东窗事发后被井上馨废掉，因此有人对与大院君联手表示异议，但三浦梧楼却说：“像现在这样放任不管，朝鲜就要逐渐被俄国夺去。大院君贪权反复，以后再研究制服他的办法，目前无暇顾及。” 联络的大院君的任务交给了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和与大院君私交甚笃的冈本柳之助。关于大院君是否主动参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录。大部分史料都说大院君复仇心切，欣然应允，沦为了日本的工具。当时大院君在1894年11月因为反日行径暴露而被井上馨赶下台，此后隐居在汉城南郊龙山之孔德里，门可罗雀，荒草萋萋。而他的孙子李埈镕则因为杀害法务协办金鹤羽以及图谋夺取王位的嫌疑而被流放到乔桐岛(是年六月释放)。闵妃重新执政后，更加虐待大院君，派20名巡检严密把守孔德里别墅，以保护之名行囚禁之实。三浦梧楼正是利用大院君这种绝望的心理，以推翻闵妃集团相诱，使其就范;同时又提防大院君掌权后再次反日，因此拟出了四项协议，对其软硬皆施。经过多次碰头以后，10月5日，三浦派冈本柳之助前往孔德里拜见大院君，携带着拟好的四项协议，正式向大院君亮出条件：大院君辅佐国王，监督宫廷，内政均委托于政府，不得干涉;由金弘集、鱼允中、金允植等亲日分子组阁;将大院君的长子李载冕安插在宫廷任宫内府大臣;李埈镕留学日本三年。他们请求大院君出面“黜退闵族、肃正宫廷”，以维持朝鲜的改革。大院君看完后“眉棱上喜气跃跃”，甚至还在承诺书上亲笔签名。 另一种说法是大院君是被迫同意的，比如朴殷植所著的《韩国痛史》就指出日本人前来引诱大院君，“大院君不肯者再三，终不克据义痛斥，而为彼傀儡”。 另外据事后俄国公使韦贝尔在对本国政府的报告中称大院君被日本军人绑架，直到闵妃被杀前一直处于监禁状态 ，也说明大院君是被挟持的。不管大院君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都是乙未事变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这一事件中日本人的傀儡。
朝鲜训练队的解散成为乙未事变的导火索。井上馨走后，闵妃本就轻视三浦梧楼，更加肆无忌惮，朝鲜的局面也急速朝着亲俄的方向发展。朴泳孝主政时，创建了新式军队“训练队”，这支队伍共有两个大队(874人)的兵力，由日本人楠濑幸彦担任教官，计划以训练队来守护宫廷。而当时的王宫卫队则一直是闵妃的嫡系部队，不肯与训练队换防。闵妃赶走朴泳孝、重新掌握政权以后，于1895年7月17日将王宫卫队改编为“侍卫队”，由玄兴泽出任侍卫队联队长，美国人戴伊(W. M. Dye，又作茶伊)留任教官。闵妃还任命自己的心腹洪启薰为训练队联队长，监视训练队。而后，汉城开始流传训练队将要被解散的消息。当时的警务使李允用是“贞洞派”的骨干，他为了找到解散训练队的借口，从10月3日起不断挑唆手下的巡检与训练队发生冲突，互有伤亡;10月6日，警务厅又散布训练队夜里要来攻击的谣言。于是，闵妃以训练队多次无理攻击巡检为由，下令解散训练队。另一个传言就是闵妃不满足于排挤亲日派，还准备将金弘集等亲日派全部刺杀，将闵泳骏等外戚安插进政府。 这些传闻都使朝鲜的亲日派人人自危。10月7日上午，军部大臣安駉寿奉闵妃之命，前往日本公使馆通报了朝鲜政府关于解散训练队和闵泳骏入阁这两个决定。安駉寿刚走，训练队第二大队长禹范善就来日本公使馆求援。面对朝鲜国内亲俄和亲日两派斗争白热化的局面，三浦梧楼和公使馆书记杉村濬商议，下定决心将原定于1895年10月10日的“狐狩”计划于10月8日凌晨提前付诸行动，并招来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将《入阙方略书》交给他，然后又找了安达谦藏和国友重章，声称“消灭这个国家二十余年来的祸根在此一举”，进行最后动员，终于引发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国际凶杀事件——乙未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