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北至夜叉国，余三面皆抵大海”。前文已经揭橥《通典》的记述主要源于“流鬼”朝贡人员，也就是说，“流鬼”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出自“流鬼”本部人的认识，他们绝对不会将半岛和岛屿弄错，所以“流鬼”必然位于半岛之上。由此，库页岛说、阿留申群岛说被排除在外。“依海岛散居”，“有盐鱼之利”，说明“流鬼”是一个渔猎民族;“无城郭”实际上就是对“流鬼”半定居的习俗的一种表述。
其次，根据里程计算，“流鬼”也应位于堪察加半岛。虽然关于里程的记载晚出，但是由于《通典》中载有“南去莫设靺鞨船行十五日”之说，关于里程的记载大概便是由此而推导出来的，所以关于里程的记载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靺鞨“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而“流鬼”则“去长安一万五千里”，靺鞨距“流鬼”尚有九千里之遥。按照里程计算，似乎阿拉斯加半岛说为是。但如果以日本为参照系的话，实际上还应以堪察加半岛说为准。《旧唐书》记倭国“去京师一万四千里”，日本与长安的距离和“流鬼”与长安的距离，仅相差一千里，如果将“流鬼”定于阿拉斯加半岛，则太过遥远。由此，其他四种说法都可以排除在外。
再次，从“夜叉”的所在地分析，“流鬼”也应位于堪察加半岛。《通典》记“流鬼”北面有“夜叉”，“人皆豕牙翘出，噉人”。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人皆豕牙翘出”表明“夜叉”喜用骨饰装饰嘴唇，这种风俗与楚科奇人相符。17 世纪40 年代，沙俄探险家杰日涅夫到达亚洲大陆的极东点杰日涅夫角时，“在海角的对面是两个岛屿，其中之一住着楚科奇人，他们的口唇上镶着一块海象牙”，“而楚科奇人则是楚科奇半岛大陆区域的最古老的居民。他们的祖先至少在6 000 年前就定居在这一地区”，今天大部分的楚科奇人仍然居住在俄罗斯联邦马加丹州楚科奇自治专区境内。以楚科奇半岛为起点，向南“一月行”，所到达的区域正是堪察加半岛。此外，因纽特人也有这种风俗，“爱斯基摩的男子在下唇的两角穿孔，塞以兽牙、兽骨、贝壳、石块、木头等做的装饰品”。而其他东北亚民族则没有这种习俗。不论是楚科奇人还是因纽特人，都生活在北极圈附近，“流鬼”能与之为邻，只能在更接近于北极圈的地区寻找，堪察加半岛说更符合实际。
复次，从人类学和民族志的角度分析，堪察加半岛的土著民族与文献的记载多相合。《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将《通典》所载“流鬼”的风俗习惯与《堪察加地志》等民族志进行了比对，找出许多的共同点。如服饰、雪橇、沮泽(沼泽)、“无官僚之法”、“不识四时节序”、“乐有歌舞”、兵器、葬俗等多个方面，都有相同或相近之处。
最后，学界多从以靺鞨的位置推断“流鬼”，在目前的条件下，单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立不住脚的。“把一定的考古遗存同文献中一定的族称相联系，是考古研究者和民族史研究者的共同企望。然而往往因为资料的片段性和方法的不当，这种企望反而造成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仅就“流鬼”而言，现有文献的简陋以及歧义，使得从靺鞨出发推断“流鬼”很难自圆其说。由靺鞨推测“流鬼”，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莫设靺鞨”或“莫曳靺鞨”，即《唐会要》《新唐书》中所记的“莫曳皆靺鞨”。有关“莫曳皆靺鞨”的资料屈指可数。《唐会要》：“旧说，黑水西北有思慕靺鞨，正北微东十日程，有郡利靺鞨。东北十日程，有窟说靺鞨，亦谓之屈说。东南十日程，有莫曳皆靺鞨。”新唐书》所记与之大同小异。这段资料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正如菊池俊彦指出的那样，“因上述引文标点的不同，各部之关系也不同。此四部的位置都是以黑水部为中心的方位与距离呢? 还是仅以思慕部黑水部中心呢?其他为郡利部距思慕部，窟说部距郡利部、莫曳皆部距窟说部的方位和距离呢? 或者更为错综复杂?”因此，仅依据此段材料推出靺鞨各部的所在位置都是危险的。
从考古文化遗存去探讨民族分布，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随考古工作的深入，发现了奈伊费尔德类型、同仁文化、鄂霍次克文化等，但相对于欧亚大陆东北缘的广大地域来说，还有许多的空白。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民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经常迁徙。苏联学者就指出：“由于天灾和瘟疫，某些人家亦常迁往异族住地。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 世纪初??除此之外，氏族内部成员和不同氏族成员的冲突亦是一些家庭迁往异族住地的原因之一。这是该区民族史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特点。尽管他们属于定居居民，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家庭或某些人却经常迁往异族住地。”这种频繁的迁移不仅给从考古文化遗存确认民族造成了障碍，而且也使得我们用今天的民族分布去推定唐代历史具有更高的危险性。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完全可以断定：“流鬼”确是位于堪察加半岛。而位于堪察加半岛上的“流鬼”，在贞观年间，通过可也余志的朝贡，与唐朝建立了联系。唐朝通过授予可也余志“骑都尉”的官衔，将“流鬼”纳入到唐朝的朝贡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