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哪朝哪代，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然而哪个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病，那就是怕被人取而代之。这就是帝王最需要考虑的事情，他的权力不能让给别人，必须用尽一切方法来保护。为此，皇帝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谋反、造反等一切以推翻皇权为宗旨的活动。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防范于未然，只要谁有谋反的苗头，就先下手为强。然而，如何判定谋反呢?谋反最重要还是依靠暴力手段，简单来说就是要有人，特别是要有军队。所以，对于武器的管控，成为历朝历代的重点工作。
不过，武器也有很多种，有些生产生活之中还必须要用到，很难界定，但在几乎所有的封建朝代，只有铠甲这种防卫性的装备是最不能容忍的。在很多朝代，即使拥有数量众多的刀剑，朝廷也无动于衷，但只要出现了铠甲，一般都会以谋逆论处。
比如说周亚夫，他的父亲周勃平定诸吕，他自己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对于汉朝有再造之恩。周亚夫老得都掉牙的时候，无论如何耍脾气皇帝都拿他没办法。但当他偷偷弄了五百甲盾准备为自己死后陪葬时，就被以谋反论罪，偌大功臣沦落到绝食自尽的下场。
在民风彪悍的唐朝，私人拥有刀剑是为了正当防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唐律同时规定：私藏铠甲达三领，绞;私藏弩机达五张者，绞;枪槊陌刀达十，绞。要知道后面的枪槊陌刀杀伤力巨大，但制作成本奇高无比，有人计算过养一个全副武装的陌刀手相当于十个刺史的年奉。所以要养那么多陌刀手还真不容易，而盔甲达到三件就可以定为谋反了。
在调露二年，武则天调查到太子李贤谋反，罪证就是在马房中找到了几百副铠甲。尽管高宗平时对李贤百般纵容，此事发生后也想宽恕，但因为私藏铠甲之罪，李贤最后还是被废为庶人。
明朝恐怕是对于武器管理最为宽松的时代，在《大明律》中《私卖军器》和《私藏应禁军器》规定，现役的军器是不准私藏的，弓、箭、刀、枪、弩、鱼叉、禾叉等“皆民间之所宜有”，不在禁限范围之内。然而人、马的铠甲、盾牌却与火筒、火炮属于一个档次的，都是属于违禁品。
到了清朝，火器开始逐步成为战场上主流的武器，对于铠甲的管控却依然很严格。在顺治三年时，以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甚至允许民间拥有鸟枪，却仍然不准私藏铠甲：
谕兵部：曩因民间有火炮甲胄、弓箭刀枪、马匹，虑为贼资，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清世祖实录》
那么，看似危险性更大的进攻性武器都允许百姓和大臣私有，为什么铠甲却不可以呢?
这是因为在古代，杀伤性的武器虽然厉害，但如果没有穿着铠甲，战损率是很高的。只有穿上甲胄之后，士兵的战斗力才呈现几何增长的趋势。没有穿盔甲的士兵，一般情况来说就是散兵游勇，即使没有被击中要害，也很容易丧失战斗力。
出于这种考虑，统治者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当然选择管控铠甲。不过要除开宋代，宋代对武器的控制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在宋徽宗时，差点连开山刀和柴刀都禁止了。以这种观念约束百姓，宋人重文轻武的风气才会愈演愈烈，也就时时被北方游牧民族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