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是19世纪末(特别是1876年开港以后)朝鲜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1873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原先执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被迫引退下野。此后，名义上是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掌权，实际上却是以骊兴闵氏为核心的闵妃集团统治朝鲜。闵妃外戚集团一改大院君时代厉行的锁国政策，而以对外开放标榜。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打开;1882年又同美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闵妃集团还推倒大院君时代的一切政策，表示要“开化自强”。闵妃集团效仿中国清朝正在实行的“洋务运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对内按照清朝总理衙门的模式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对外分别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和学习。1881年又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闵妃集团的这些开放和亲日的措施引发了大院君和广大人民的不满。
事实上，闵妃集团的这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维持权力、打击反对派的手段，他们醉生梦死，并不想为了朝鲜的未来而实行真正的改革，而对外开放也是在日本的胁迫下仓促而成，并不是平等、自主的开放，导致日本开始从各方面渗透和侵略朝鲜。闵妃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到地方任人唯亲，扶植亲信。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都窃弄威权、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官场既如此，朝鲜王室自然是腐败堕落。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闵妃生下王世子李坧，要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后来在壬午兵变被镇压后国王高宗颁布的“罪己纶音”中不得不承认：“玩好是求，赏赐无节，是予之罪也;过信祈禳之事，虚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广，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宫闱不肃，妇寺干泽，是予之罪也;贿赂公行，贪墨不惩，穷民愁苦之状，莫达于上，是予之罪也;储胥久虚，军吏失哺，贡价积欠，市井废业，是予之罪也;联好各国，乃是时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坦承了当时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的失政。闵妃集团不愿牺牲既得利益，而且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所以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当有限，不但没有使朝鲜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鲜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此时，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开始了对朝鲜的蚕食。日本商人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特权大肆在朝鲜廉价掠夺粮食，导致朝鲜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流出，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鲜的社会危机。日本还积极在朝鲜物色代理人，逐步展开对朝鲜的渗透，朝鲜的新军由日本人充任总教官，就是日本对朝鲜内政初步的干涉行为。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不断滋长，“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1879年6月，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时，一路遭到民众投石袭击，狼狈不堪。1882年3月，日本大仓组职员儿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成和东本愿寺的和尚莲元宪诚无视开港条约的规定，擅自到朝鲜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边府游历，结果就遭到朝鲜百姓二三百人的袭击，儿玉和大渊遭重伤，莲元则当场身亡。甚至于“岭湖山谷之间，有大伙匪类，蜂屯蚁聚，横行里闾，持兵纵火，上纳钱木，白昼抢夺富村饶户，传檄征索，称曰举义而伐倭，哗然指逆而为忠”。因此，开港后的这种弥漫整个朝鲜社会的仇日心理也成为后来“壬午兵变”爆发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骚动的迹象已经出现，大院君也企图趁机夺权。1881年，大院君的亲信安骥泳密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李载先(大院君庶长子)为王，但事泄失败，李载先被赐死，安骥泳等人被凌迟处斩。然而闵妃集团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依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以致出现了“ 府库仓廪枵然空虚，百官之颁禄难继，军兵之放料多阙”的状况。到1882年，朝鲜国库空虚，军队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埋下了兵变的种子。在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壬午兵变终于酿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