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海舟反对甲午战争的重要证据，是他在开战时的一首诗：
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鸡林肉，割以与鲁英。
松浦引用当时处于外交中枢的林董的回忆，说道：“此次战争，如果仅就事论事的话，是颇为无理的，胜安房亦以无名之师而论之。”认为林董能够理解海舟的“无名之师”之说，但是出于巨大的有形无形利益的考虑，而不顾道义发动了甲午战争。由此，“放弃了对清国或中国人所怀的畏惧之念，而以侮蔑感取代了”。接着他这样评价胜海舟：“他从幕末以来一贯是亚洲同盟论者。一直维持着以东亚三国的团结扭转欧美侵略的原则立场。没有与清国对立而置身于欧美一方的思想。”强调胜海舟“对中国和朝鲜的敬畏，在战前、战后都没有改变”。
为什么胜海舟认为出师朝鲜是“无名之师”?松浦玲引用胜海舟1894年7月16日的一份上书草稿来说明。此草稿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清朝出兵朝鲜，非“清帝之兵”，即不是“清国的正规军”，而是“宰辅之手兵”即“李鸿章的私兵”。他分析说：“将清朝的军队理解为李鸿章的私兵，将李鸿章派遣的军队解释为私自的援助的话，那么以对应于清国军队的出兵、在条约上被承认的对抗措施这种名分而派出的日本的军队，其名分就要失去了一半。”进而，他所引的胜海舟手稿中还说道：“呜呼!出兵朝鲜之清军，为该国宰辅之手兵，非我王师之匹敌。彼若加以无礼骄慢，将可以讨罪。然不可以此兵为清国国军，于此小事上争雌雄。”对此，松浦玲解释说：“日本虽然不应该出兵，而现实是已经出兵了。但是，即便发生冲突，也必须将其限于私斗。因为对方是私兵。万一弄错了，也不要将他们视为清国的正规军而挑起战争。”
另一方面，在此草稿中胜海舟反对应朝鲜内政改革而出兵，因为日本自身的内政都问题重重。为此松浦玲评价说，日本对朝鲜之事进行和平忠告的资格都没有，海舟因此继续呼吁作为亚洲国家要相互协助。草稿中说：“为向朝王说明派大使去，以邦家之前途、宇内特别是亚洲之形势，恳笃说论，要以协力同心为先务，此等事情，彼非不解。”“我不以此理相忠告，非邻邦交际之实谊。”
综合以上两方面，松浦玲总结说：“海舟反对朝鲜出兵。反对出兵的日本军队与清国军队的冲突。反对以武力为背景干涉朝鲜的内政。即便是和平的，也反对以先辈的架子进行忠告。必要的仅仅是提倡同为亚洲国家的协力关系。总之，这时政府与军部所做的一切他都反对，与他所认为必要做的方向完全相反。”我们不怀疑胜海舟的“无名之师”及其对出师非难的良好初衷，但是随着战争已经成为事实及其战争的进展，仍坚持说他还是反对战争的，就明显有些牵强甚至与历史事实相悖。如上述“私兵”之说，即所谓“不可以此兵为清国国军”显然是掩耳盗铃。他对战争的支持态度，也有歌为证。如他特意作了三首和歌题为《送山县将军》：
勇武之师解逆鳞，盼君早日凯旋还。
鸭绿江上浪花高，精锐猛士气昂昂。
旭日旗帜迎风展，插上高丽长白山。
如《冰川清话》的编纂者吉本襄所言，此歌“意气昂然，为真适合征清饯行之作”。开战时的“无名之师”到这里变成了“勇武之师”。将中国和朝鲜视为“不服从的仇敌”，鼓励日本的“勇武之师”跨过鸭绿江，将日本的旭日旗插到长白山上，可见其气概非同凡响。
还有，他在和歌的题目中直接用“征清之师”，用和歌来表示对他们的慰问，而将所谓“私兵”的借口抛到脑后，该和歌的题目是《闻辽东之地，入冬则冻寒不可喻，怀征清之师而作》：
厚衿重叠人不知，风刀霜剑夜未眠。
还有比如对从外交上极力促成甲午战争的陆奥宗光，1897年胜海舟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也写了两首和歌来表示哀悼：
愚妇莽夫亦有死，草革裹尸报皇恩。
一叶飘零而知秋，数此落叶独伤神。
这时胜海舟自己已渐入老境，大概也想到这些年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47-1895)等相继去世，加上对伊藤博文为首的藩阀政府的不满，又得知陆奥宗光这位曾经在自己门下(神户的海军操练所)学习过的“淘气包”也去世了，海舟曾经回忆说虽然陆奥不像他的同学伊东祐亨那样时常来看望他，甚至到死都从来没有来看望过，但他还是对陆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本来就是才子，很有办事能力，也是一世之人杰”。上述哀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陆奥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但是，就其在甲午战争中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事实”，再联系到哀歌中的“草革裹尸”这一象征着誓死尊皇的有名典故，也可以理解为对陆奥“功绩”的肯定吧。
在战争期间，最能够反映胜海舟态度的，要算他在1895年1月给伊藤博文总理大臣的《愚存》，整篇文章很难看出他一味地反对战争的态度。相反，他开篇就说道：“战斗的胜败在于能投军机、使将士保其英气。现在战争已经经过七个月，每战每胜、军机不弛，是由于将帅得其人与士兵之忠勇。现在冻寒之际，衣食不适度，病卒日增，国内之民众渐唱异议，或恐军机生松弛欤?其机既动，诚为可恐可忧之极也。仰望将帅能明察其先兆、士兵愈益鼓舞振作其勇威、内阁大臣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应问心无愧。”明显是对持续七个月来战争每战每胜的经验总结，即将帅得其人、士兵忠勇，这毋宁说是对战争的肯定与赞赏。
能否笼统地说胜海舟反对甲午战争，看来还值得探讨。如果说“胜海舟不是担心败给中国而反对战争”，那么他是不是因为对中国友善而反对向中国发动战争呢?我认为也不是。比如，到战争发展到有“讲和”的动向之时，他反对日本方面坐等清政府派遣的讲和使到来，而主张日本方面主动地“自行去天津直接进行谈判，亦无任何忌惮”。他说：“支那人虽说愚顽，如果以诚意与信仰来解释光明正大的道理与东洋的将来，难道不能使之一旦贯通而觉醒吗?”显然他认为“光明正大的道理”是在日本方面的，而此时他心目中的“支那人”无疑是需要先觉的日本人去加以开导才能觉醒的。当然，联合亚洲以对抗欧美的思想因素不可否认，但是更多的是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