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三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章事，权利和地位如同宰相一般;当时北宋的国力十分衰弱，外不能抵御强敌，内无法安定百姓，本着救黎民百姓与水火的强大意愿，王安石开始了历时十五年轰轰烈烈的变法，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农业上的青苗法。
变法之前，王安石还是十分懂得体察民情。他了解到，如今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尤其是以种田为生的，过得很是疾苦;近年来上天发怒，灾害连年不断，百姓收成难以保证，时常村黄不接甚至连春天下地的种子都没有;地主等大户人家有存粮，百姓不得已就得从中借粮，利息通常高的离谱;如果来年还不上就收走土地。如此下来，如同滚雪球一般，百姓越来越苦，而那些达官贵人却愈来愈富，有的已经形成规模，大有威胁朝廷的形式。
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基于这种局势，王安石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国家开放粮仓，在灾年像百姓发放借粮，利息收取百分之二十。这样百姓可以度过难关，慢慢休养生息，而国家也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省去地主环节，这就是最早的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了吧。
理论上看，这个针对性极强的青苗法十分可行;如果顺利实施，的确应该取得巨大的收益。确实，在开始的几个实验性省份，有严格的监管制度，百分百按照规定执行，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这个小目标实现后，王安石便迫不及待的把新法推向全国。
在王安石的预料中，全国范围的变法缺乏有力监管，能达到试验的一半成绩就已经算是成功了;却不想，新法实施下去，等来的不是喜讯，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灾难报告。‘’某地因灾害饿死 多少人，需要朝廷拨款多少‘’诸如此类的多如牛毛;在地主阶级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下，变法最终失败。
之后的调研中，王安石才知道了失败的真正原因。当时很多官员在执行新法是，简直就把新法当成了牟利的工具，不但私自把利息上调到几倍之多;还把借贷变成指标化，让那些比较富裕本没有必要借贷的百姓纳入其中，真的是榨干了百姓最后的油水。
事实证明，无论理论上有多么可行，在实际中不能自优运行，而只是靠监管实现，就会被贪图利益之人钻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