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8月,赴日考政大臣达寿归国,在其奏折中称:“非实行立宪,无以弭内乱,亦无以消外患”,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对于清廷确“有百利而无一害”。8月27日,宪政编查馆接受达寿建议,参仿日本饮定宪法,编制出《饮定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之后,又筹设各省谘议局和资政院。因此,时人评述说:“徐(锡麟)难既作,朝廷怵于俄国之内讧,复谋改革自救。”
由此可见，安庆起义对清廷预备立宪的深刻影响。另外,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最高统治者的统治信心。恩铭在给慈禧太后的遗折中说:徐锡麟曾经出洋,后分发为道员,且为前湖南巡抚俞廉三的表侄,因而对其深信不疑。徐锡麟到任后亦勤奋异常,不料其却“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这一切“非第奴才之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恩铭特别提示慈禧太后,仕途庞杂,今后进用出洋学生之时,需“慎选之”。
一向专权自信,骄横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其统治信心亦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和挫折。革命党人竟然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充任清廷四品官员造反叛逆,这使慈禧太后虽尚无“四面楚歌”之患,但已明显地悄然而生“众叛亲离”之忧,大有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奈之感。据深悉清廷内幕的陶湘称:“皖事出后,慈圣痛哭,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颇有眼不见,心不烦,得过且过,听天由命,过一天少一日的心理。当时,日俄协约即将签订,这对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威胁甚大。军机大臣们对此忧心如焚,两次请求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以谋对策。但慈禧太后因此次安庆起义的刺激,已是情绪低沉,精神萎靡,倦怠政事,“均未允”,且对军机大臣们说:现在“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致使军机大臣们无不“浩然长叹”,国事不可为矣。最后,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进一步激荡起革命党人反清武装起义的风潮。安庆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隆重集会,沉痛悼念徐锡麟等仁人志士,其挽联写道“公愤异族之骄横,慷慨竟捐躯,先为同胞除一害;我望中原而叹息,低徊频按剑,欲团死士剿东胡”。
革命志士范传甲面对徐锡麟遗像宣誓,必欲为其报仇。安庆革命党人熊成基等听到徐锡麟牺牲的消息后,亦是“悲愤殊甚,以满人专制已极,急欲为徐复仇”,旋于第二年的11月19日策动了安庆马炮营新军起义。故安徽民谣云“第一年,徐锡麟;第二年,马炮营;三年后,革命成”。章太炎也称道说:“安庆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安庆起义仅一年有余,慈禧太后、光绪帝即于1908年11月相继死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旋告覆没。这种晚清政局的剧变,是安庆起义后清廷各级官员所始料不及的,也是“革命党大首领”徐锡麟所始料不及的。徐锡麟当可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