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许还有血缘的关系，郑信当上暹罗国王后便急于与北方的强邻大清国建立友好关系。他遣使到中国告捷，称：“……自遭缅匪侵凌，虽复土报仇，绍裔无人，群吏推昭为长，遵例供献方物。”1768年，郑信委托中国广东船商陈美生呈书清政府，希望中暹两国继续友好亲善，并请求清朝象过去敕封阿瑜陀耶王一样也敕封他为暹罗王。乾隆皇帝当场将郑信的文书掷还，还命军机处以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名义，回了一封措词严厉的饬文。
郑信接到回文后尽管极为失望，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与中国修好的努力。1771年8月，他命人解送一批缅甸俘虏进献北京。这一次乾隆皇帝不再那么硬绷绷了，他指示李侍尧：“不必概付不答，绝之太甚，自应即以该督之意，酌量赏给缎匹。”郑信看到事情有了转机，便一再主动通好。他送还了从缅甸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中国被俘士兵，数次送中国商民回国，又一再献上缅甸俘虏。终于，乾隆皇帝对郑信的看法有了改变，他指示李侍尧，如暹罗再有请求敕封，不必再予拒绝。
根据皇帝的意思，清朝官方的文件自1772年起就将郑信称为“郑昭”了，而不再象过去那样轻蔑地称他为“暹罗国夷目”或“丕雅新”、“甘恩敕”了。这等于已正式承认郑信为暹罗国王。
两国关系迅速恢复。1775年，乾隆皇帝打破不准军火物资出洋的规定，同意卖给暹罗五十担硫磺和五百口铁锅。翌年，又卖给硫磺一百担。事后，乾隆谕示两广总督杨景素：“此后该处若再需要，仍当准其买回。”1777年7月，郑信派三名使节航海到达广东，他们带来了要求建立正式关系的文书，清朝首肯。1781年7月，一个包括王子銮利陀提奈毗罗和诗人摩诃努婆在内的暹罗使团乘坐十一艘满载象牙等贡品的大船抵达广东，在广东官员的护送下，次年正月使团到达北京，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隆重宴请。7月，使团回国，随船载回了大量建筑材料。可惜这时吞武里王朝已不复存在，于是这批本来准备兴建郑王皇宫的材料便成了曼谷新王朝皇宫的基础。
明末清初，就有不少闽粤商人不顾本国政府的禁令，私下驾船往返于中暹两国进行易货贸易。渐渐地，他们中的一些人便留居在暹罗，一些象郑信父亲那样贫无所依的破产农民也随船前往暹罗谋生。这些早期的华侨与暹罗人民和衷共济，为开发暹罗、保卫暹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郑信手下就有不少华人组成的部队，涌现出一些象宋加洛守将陈联那样的著名华人将领。他们为吞武里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郑信即位后许多华人被任命为军队首长、地方官吏，有的则当了政府的包税商。他们获得了处理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在暹罗南部沿海地带，华人的地位尤其显著。这给中国商人的对暹贸易和中国移民的迁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上郑信对华侨实行免征人头税等等优惠政策，所以吞武里王朝期间，出现了中国东南沿海贫民大量移居暹罗的浪潮。特别是郑信祖籍广东潮州地区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他们被称为“皇族华人”。在吞武里对岸的曼谷，当时形成了一个华人聚居区，并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中国移民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暹罗劳动力紧缺的困难，加快了暹罗经济复苏的步伐，因此，继吞武里王朝而起的曼谷王朝依然继承了郑信对华侨采取的优惠政策，中暹民间贸易继续进行，中国移民源源不断流向暹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