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宋朝的职官制度上就能知晓，宋朝时期的政治格局主要由专制集权主导。
可以说，宋朝时期，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此举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了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
这种集权形式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是、中央集权，也就是说地方权力相对薄弱，诸多政治举措均由朝廷颁布，地方官员没有参与的权力;
二是、皇帝集权，朝廷中的大小事务则由皇帝一人说了算;
三是、百官权力分散，文武百官们负责在皇帝的方针下细化政策，没有擅自变动方针的权力;
四是、重文轻武，虽说，宋朝开国之际武官的地位较高，但是，随着国家相对稳定文官逐渐稳压武官一头;
五是、军事上内重外轻，全国的兵力大部分集中在朝廷周围，边防相对薄弱。
可以说，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他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其特点就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之后的宋朝官僚制度则大体能分为三个阶段：
宋神宗改革前为一个阶段，宋神宗改革后为一个阶段，南宋后又是另一个阶段。宋朝的中枢机构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中书与枢密院。这两部分分别负责文武事项，双方互不干涉。
中书府是宋朝宰相处理公务的地方，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其中，还有一个参知政事。虽说，除中书之外也有尚书、门下等文官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已脱离政治核心，空余名号并无实权，已名存实亡。
宋朝建国之初，先是沿袭了唐朝的职官制度，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到了元神宗改革后，宰相之职则由尚书左仆射担任。南宋时期，则结合了北宋的宰相制度，宰相兼任同平章事与尚书左仆射。
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则沿袭自五代时期，枢密院设置枢密使与宰相“分庭抗礼”，也就是枢密使与宰相一文一武分管朝政。这一举措是为了从政治上辖制宰相，使其无法一家独大，此外，枢密院又分了兵部的权力，几大部门环环相扣呈掎角之势，保持平衡。
按说，枢密使一职应由武官担任，毕竟，这一机构主要负责朝中军事，但是，宋朝皇帝偏偏让文官担任枢密使一职。对此，宋神宗曾如此解释道：“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宋朝重文轻武由此可见一斑。
虽说，枢密院的由文官领导，但是，枢密院的副职却仍采用武官，毕竟，军机事务还需专人管理。枢密院、中书两省分权的情况也有特例，庆历年间就发生过宰相兼任枢密使的情况。
当时，宋朝与西夏爆发战争，中书、枢密院两大机构将相不和，对具体的军令下达产生了不利影响，所以，在这一特殊时期朝廷临时任命宰相兼任枢密使，让两大机构第一次拧成一股绳，西夏战争结束后，又恢复了原状。
南宋时期的秦桧等人也曾兼任过两大机构的一把手，但是，这都只是环境所限，直到宁宗之后宰相掌管两大机构才成定局。
宋朝皇帝令枢密使与宰相分管两大机构的初衷是防止双方有任何一方坐大，互相牵制，以一定内耗保证皇权的稳定。这种做法虽然对皇帝集权有利，但是，到了特殊时期却会对政策下达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宋宁宗之后才改革了这一职官制度。
不得不说，北宋皇帝高瞻远瞩，南宋权臣兼任文武两大机构领导，的确对皇权专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军事方面，宋朝主要施行募兵制，而招募的来源则有许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赶上某地闹饥荒，朝廷会从灾民中选拔兵丁。宋朝统治者觉得这种方式一举两得，既减少了“天下犷悍失职之徒”又增加了“良民之卫”，这样降低了灾民暴乱的风险增加了军事实力，可谓一箭双雕。
除这种从灾民中选拔兵丁的方式外，宋朝还有一种募兵方式，这种方式最早可追溯到后周时期。这就是从地方军中选拔军事素质过硬的士兵，征召进中央军。这种选拔制度有点像是电视剧里选拔“特种兵”，这也是使宋朝时期的军事出现了“内重外轻”的原因之一。
北宋时期的武将是禁止私自募兵的，违反规定的将军会以谋反论处。南宋时期由于国家处在危机中，所以，开放了将领募兵的权限，由此，便出现了如岳家军、韩家军等劲旅，可以说，此举也是大大增强了南宋的军事实力。
然而，这种做法从根本上犯了皇帝的大忌，南宋皇帝生怕这些将领的私兵成为威胁自己的力量，所以，时常以各种方式回收这些将领的兵权。总的来说，宋朝统治者十分在乎“前车之鉴”，将唐朝的政策加以调整和改革，借此巩固皇权专制。
虽说，这种做法收获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却也滋生了一些新的隐患，最终，酿成蒙元覆灭宋朝的大祸。
虽然，宋朝之后的军队逐渐步入了职业化，消除了军阀化，可是，清末和民国却是一个“反例”。如果仔细观察清末和民国军阀的形成，其实，和五代之前的军阀如出一辙。比如淮军、厢军就是军队地方化的典型特征，因此这只是军事制度的“复古”，而非军事规律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