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王莽制造了“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的古代太平盛世之后，公元 6 年才 14 岁的汉平帝又适时地死了(病死或被王莽毒死)，当时尽管有年长的汉宣帝曾孙，但王莽却别有用心地出台了一个“兄弟不能相互继承”的皇权承继规定，目的也就是防止成年皇孙误了他操纵帝国权柄的好事，一定要立乳臭未干的两岁刘婴为太子，还煞有介事地让太皇太后以群臣强烈要求的名义，叫王莽代理皇帝之职，称为“摄皇帝”，还改年号为“摄政”， 称为居摄元年。
其时，民间又适时出现王莽当为皇帝的舆论造势，居然武功县长孟通，还能在水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白底红字醒目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大字，君权神授是也。
这样一闹，连瞎子也能看出了王莽的狼子野心，当然会引起刘汉宗室的强烈反抗，你这隔壁老王连东家也要欺负，胃口太大，当刘家人死绝了，那就真刀真枪干上一回吧。
而带头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虽然勇气可嘉，精忠报汉，万死不辞，无奈能力有限又兵力不足，难以与如日中天又兵多将广的王莽抗衡。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崇只勉强拉起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都没摸到就失败了，可谓是杯水车薪以卵击石。
虽然这武装反莽的“第一枪”，打得不是太漂亮，不过接下来的“倒莽第一人”翟义就厉害多了。
刘崇起兵失败后的第二年九月，当时的东郡太守翟义，联同槐里人赵明、霍鸿等人起兵反莽，声势浩大，翟义还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以便与王莽的“伪中央”对抗。
这次起义，据说长安以西23个县的“盗贼”都一齐起来造反了，可谓是群情汹涌，也立马粉碎了王莽粉饰的“大同世界”。这次王莽也不能装清高了，因为大家也知道了这个最危险的“隔壁老王”偷权的险恶用心，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可能还非常后悔自己有非分之想，于是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老泪纵横地表示忏悔，同时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表明心迹，一再说自己摄位只是临时的，决无觊觎皇权之心，等孺子婴长大成人绝对会将皇位完璧归赵。
王莽当然是当时最佳“表演帝”，他一面痛哭流涕地向众人表露心迹，又一面令当时的“战神”王邑率领大军打压起义部队，最终顺利地扑灭了翟义的反莽起义，王邑没有让他失望。
待扫除了称帝障碍，王莽也即时收起了“苦情戏”，不想再装了，做真皇帝之心立现。
于是，他手下那班吹鼓手立马心领神会，各种“劝进”的符命、图书纷至沓来，什么“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可谓是层出不穷，热闹非凡。
最绝的是，当时一个在长安求学的太学生叫哀章，很善于政治投机，他知道王莽很迷信符瑞，也知道王莽很想当真皇帝，于是投其所好，冒着杀头的危险做了两个铜匾，一个外面贴上“天帝行玺金匾图”，另一个贴上“赤帝行玺 某传予皇帝金策书”，金策书中甚至大胆地写上“刘邦将皇位传予王莽”， 王莽是真命天子， 元后王政君应 遵 天命将帝位传给王莽。
此外，胆儿特别肥的哀章，还丧心病狂地给自己进行自我推荐，公然在表中列有十一人的官衔，包括王莽的8位大臣以及他自己，放于高帝庙。
这个还真是史上最大胆、最别开生面、最有想象力的“求职大秀”，果然也让他成了王莽的新宠，贵为“新莽四辅”之一，最后被更始帝的军队所杀，此是后话。
反正，王莽得到符瑞事件的报告之后，立马去高庙将金匾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称帝前的最后一场戏。
原本，王莽还不是那么急要登基，不过哀章的疯狂行为打乱了他的计划，骑虎难下之间，在同伴的纵容之下，加上超高的“民意支持”，本来想当皇帝也想晕了的他，甚至不顾体面地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为此王政君还曾怒砸玉玺，致使传国玉玺崩了一角，不久忧愤而亡)，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史称新朝，称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西汉灭亡，王莽时年54岁。
正如某些历史研究者所言：“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共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这不流血的最高权力和平过渡，正得益于王莽得心应手的民意操纵，说是古代成功的“民选总统”也不为过。关于这一点，史学家葛剑雄也说：“从阳朔三年(前22年)步人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老葛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西汉在成帝、哀帝两昏君的折腾下，尤其是放任宠臣和外戚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 43 万万”，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流亡的百姓已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二是社会各阶层普遍对现实不满，很有群众基础正能量满满的王莽的出现，简直就是大家心中的“希望所在”;三是在贪赃枉法成风的西汉末年，王莽却不贪不拿，还自己掏腰包接济穷人，这样的“白乌鸦”谁人不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