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后，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遗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凯文与朋友肯·奥斯特布鲁克等人一起组建了“砰砰俱乐部”。“砰砰俱乐部”另一摄影师西尔瓦也是凯文的好朋友，他与凯文拍到了同样的场景(不同的取景和处理)，只是没有获得任何奖项。1993年，就在凯文拍到那张著名照片后不久，“砰砰俱乐部”一伙人又来到托可扎采访一次暴力事件，由于阳光太强，凯文先回到了城里，但很快他就收到了肯在托可扎被枪杀的消息，此事几乎彻底击溃了凯文的意志，事后他曾经表示，应该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颗子弹。
据凯文的朋友们回忆，从这之后凯文开始公开地谈自杀的事，一部分是因为肯这件事，但更大的原因还是他对钱的焦虑，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让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份到莫桑比克采访的任务。这时凯文的状态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尽管使用三个闹钟，他还是耽误了前往莫桑比克的早班飞机。当然，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当他从莫桑比克回来时，居然把一包未冲洗的胶卷弄丢了——种种不顺让他感觉生不如死。
人性与道德在这一刻被扭曲了，凯文只是一个摄影师，他没有多大的能力能拯救非洲人，他只是想要拍一张合适的照片唤醒人们心中那最后一份光明，事实上他也确实赶走了秃鹫。
1994年7月27日，凯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中显得很快活，先是在床上一直呆到午时，然后又出去拍了一张片子，他还向朋友们倾诉了他的苦痛，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
遗孀莫尼卡是最后看到凯文的人，那天傍晚凯文来到她的家里，向她讲述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完全从丧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的莫尼卡当然不能给他什么安慰。晚上7点，凯文开着他的红色长车来到有着他美好童年记忆的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边。他用银色的胶带把一截花园里用的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T恤衫，他启动了车子，然后打开身旁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当枕头......
凯文·卡特永远地离开了。这位摄影记者拍摄的大部分作品，虽然很可能同样讲述了重要的事实，却不为人知了。在他活过一次的世界里，他只是一个小人物。《饥饿的苏丹》也许会永远被记住，有良知有头脑的人们会知道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苦难、战乱、灾害需要关注。
卡特的父母是英国移民，他出生在南非城市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郊区，这个地方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儿时起卡特就对种族隔离制度产生了怀疑，他少年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赛车手。
16岁从一家天主教学校毕业之后，卡特开始学习药学，但一年之后就因为成绩糟糕而离开了学校。作为应征对象，他进入了南非国防军(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在那里，他发现了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因为支持黑人，卡特受到了其他白人士兵的攻击。
1980年他离开军队来到德班，隐姓埋名做了一名DJ。在此期间他曾将安眠药、止痛药和老鼠药一同服下试图自杀，但却没有成功。然后他又回到军队完成他的兵役，1983年他被来自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力量的炸弹击伤。退役后他供职于一家照相器材商店并因此开始对新闻行业产生了兴趣，同年他获得了为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 newspaper)做体育摄影记者的机会。第二年他加入约翰内斯堡星报(Johannesburg Star)，同时结识了一批同样致力于揭露种族隔离制度罪恶本质的摄影师。之后他又先后供职于星期日论坛报(Sunday Tribune)、每周邮报(Weekly Mail)以及路透社的国际新闻机构，在80年代中期，他因为报道了一种名为“火项链”的私刑方式受到了关注，这种酷刑将充满易燃物的轮胎套在犯人身上，再将轮胎点燃活活烧死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