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曾经想在中国哈尔滨帮助犹太人建国，以此来帮助日本进行经济建设，并起名为河豚鱼计划。由于战事的聘起，这个计划后来失败了，犹太人在哈尔滨建国成为泡影。
那么，当年涌入中国的数十万犹太人去哪了呢?
上图就是河豚鱼。
日本为何把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计划叫做河豚鱼计划呢?因为河豚虽然是美食，但是有巨毒。日本人借河豚比喻犹太人移民的一方面有利可图，一方面又很危险，好比河豚，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
这个计划实施之前，是有很多政治背景的。
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反犹太高潮持续不断，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86人残废，500人轻伤，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筹集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战争中取胜。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
也是因为这个资助，日本打赢了日俄战争。
最初，中国东北的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是苏联的大规模排犹运动。来到中国东北后，比俄罗斯更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大部分在此定居下来。
他们将带来的巨大财富投资于日本人在东北的军事和工业建设中，使得当时日本在东北军民工业飞快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对日本人来说，“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日本人就想着要利用犹太人手中的财富，建设中国东北。
这个计划相信，犹太人将非常有利于日本，但也非常危险。因此，这一计划被特意命名为“河豚”，因为河豚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精心的烹饪，会将人毒死。
(犹太美女)
1922年，两位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帮助白俄抵抗红军进攻的日本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了日本。
在西伯利亚，他们第一次听说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立刻对所谓犹太人的权势极度着迷。
在整个1920年代，他们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并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当时的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旅行，研究犹太人，并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交谈。
安江仙弘甚至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翻译成日语。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设法使日本外务省对犹太人产生了兴趣，要求每一个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密切关注所在国犹太人社团的活动。外务省收到了许多报告，但没有一个报告能证实确实存在所谓的全球阴谋。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两位所谓的犹太专家加入了军队“满洲系”，许多日本军官希望日本扩张到满洲。
这个派系的首领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他们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资满洲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于是被河豚计划所吸引。但是，河豚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1933年，哈尔滨犹太人西蒙.卡斯帕(Simon Kaspe)遭到诱拐、拷打和杀害，于是已经在该市定居的大批犹太人，不再信任日本军队，大批逃往上海，将这恐怖的故事告诉周围的人。
1937年，安江仙弘与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谈话以后，使他们确信日本人已经改邪归正，于是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随后数年中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
1938年召开了五相会议：日本的5位最高官员聚集讨论“犹太专家”的这个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
大臣们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由于日本内阁当时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漫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犹太女孩)
但是，该计划从未正式付诸实施。
1939年，上海犹太人请求不要 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美国犹太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史帝芬怀兹(Stephen Wise)，表达了激烈的主张：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他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犹太人从欧洲到日本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计划以正式的官方渠道执行变得不切实际。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国家，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三国轴心，完全排除了来自东京的对这一计划进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过，驻立陶宛考纳斯的日本领事杉原千亩，不顾东京的命令，向逃离的犹太人签发过境签证，允许他们前往日本，并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最终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签证的荷兰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库拉索(Curaao)。数千名犹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签证。有些杉原千亩的签证甚至被抄写了下来。许多犹太人经过艰难的过程，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出境签证，被允许经过西伯利亚铁路穿越苏联，从海参崴上船到敦贺，最终定居在日本神户。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担心如此众多的犹太难民住在日本的这个主要城市，而且靠近军港和商港，于是要求住在神户的犹太人迁往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只有难民抵达前就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才可以留下。
德国违反了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宣战，使得俄国与日本也成为敌人，因此结束了从海参崴到敦贺的航线。几个月后，就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夺去了上海租界，占领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帮助、甚至通讯全部停止了， 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英国公民，被作为敌对国公民逮捕。美国财政部准备对资助上海犹太难民网开一面，放松管制，但是美国的犹太人组织执意要坚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放弃任何不忠于美国的行动。
(希特勒)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了五相会议的决议，正式完全废除对这个几乎不存在的河豚计划的几乎不存在的支持。
德国盖世太保首领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绰号“华沙的屠夫”，到达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当局“清除”犹太难民，或将他们送到盐矿做苦工;也就是说，他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最终决定带到亚洲。东京政府无法反对，但是计划被削弱为只是成立了上海隔都：上海的犹太人现在被迫住进一个隔离区，禁止离开。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命令上海所有犹太人迁入这个位于虹口区的面积几平方英里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犹太人处于饥饿之中。
由安江仙弘等人设计的河豚计划失败了。
那些到达中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达到很大的数量，远远低于申请签证的人数。
犹太人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大规模或正式的帮助。让计划者失望的是，那些住在神户和上海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人对日本经济起到了复兴和支持的作用。
这些来到日本的身无分文的难民并不是安江仙弘听说过的富有又博爱的美国银行家，也没有能力让日本人得到那些人的好感和资助。
不过，由于日本临时的亲犹政策，以及杉原千亩的努力，数千名犹太人被援救出来，逃离了几乎必死无疑的欧洲。
虽然犹太人没有在中国建国成功，但是中国用自己的宽容，容纳了他们。
那么，当年涌入中国的犹太人有多少人?后来，他们都去哪了呢?
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上海犹太社团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犹太社团和聚居地中最大、最活跃且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不仅因为它由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三部分组成,而且还因为它开展了广泛而十分成功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而且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三万,形成了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人丁兴旺的社团有着自己的办事处、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50多种刊物、活跃的政治团体(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锡安主义修正派)和一支小小的部队——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支合法的犹太部队。
根据数据显示，到1940年前后, 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约有4-5万，此后陆续有来华的犹太人，日本战败期间，在中国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了10万人。
河豚鱼计划失败后，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 其余的在中国生活。
五十年代，生活在东北的大部分犹太人迁走了，最后一个犹太人阿哥列死于1985年，不过哈尔滨留下了远东最大的犹太人墓地，包括前以色列总理拉宾的舅舅，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父母也是哈尔滨犹太人，现在旅居欧美的的哈尔滨犹太人，言必称自己是哈尔滨人，可见对自己的第二故乡的眷恋。目前，上海还有一部分犹太人。而在河南的犹太人，大多是犹太人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