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诗人和书法家。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学校歌》的词作者，浙江大学原教授。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曾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人物成就
哲学体系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
理学思想
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
"穷理为致知之要"是这四句中的重点。在谈到"理"的问题时，马一浮总是联系"气"和"事"来说，强调"理气"、"理事"的"一源"和"无间"。他继承程朱的思想说，"有气必有理"，"离气则无以见理"，"无此理则气亦不存"，"理气同时而具，本无先后，因言说乃有先后"等等。同时，他也进一步发挥道:"太极未形以前，冲漠无朕，可说气在理中;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然，可说理在气中。"他还结合"易"的三种含义来阐发理气的关系，说:"气是变易，理是不易，全气是理，全理是气，即是简易。"这是一种新的解释，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某楷定之义，先儒释三义未曾如此说。"以后，他又把"易"之三义与佛教所说的"体、相、用"三大贯通起来，认为"不易是体大，变易是相大，简易是用大"。从而使理气的体用关系，得到了更为生动细致的说明。关于"理事"关系，他则一再强调"事外无理"和"理事双融"。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理"与"心"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马一浮竭力调和程朱和陆王的差别，而坚持的则是"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说:"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他还说:"格物即是穷理，异名同实"。他还引用佛教的理论来作佐证，说:"佛氏亦言，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万行不离一心，一心不违万行。"他的这些论证，最终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可以说，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又回归这里。
学术思想
"义理名相论"则是马一浮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称之为新义理学说。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学术旨归，是通过分析名相而识得六艺的义理内涵和中国学术的本原。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做到了会通儒佛，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义理名相论"命题的提出与探究，既是马一浮实现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义理之学的结晶，也是要给来学指示一条达至最终派遣名相的观念与途径。泰和、宜山两《会语》中的《理气》《知能》《说视听言动》《居敬与知言》《涵养致知与止观》《说止》《去矜上》《去矜下》八篇著论，是马一浮研究的如何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从而彰显六艺义理真谛的示范，可谓深文奥义，理事双融，不二法门。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
教育成就
抗战时，国难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书法成就
马一浮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在《戏题鬻书启诗》中自谓:"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由此诗可知，他自己的书法所成，自视不低，且独钟于王羲之。
纵观其学书之路，早年以唐碑入手，尤喜爱欧阳父子，二十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植根于钟王诸帖。他的篆书直接取法李阳冰，隶书则以《石门颂》为宗。
最为世人认可的还是其行草书体，集各种书体于一身，自成风格。亦善治印，为西泠印社成员，其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生前曾言，他平生最喜王羲之的《兰亭序》与《圣教序》。故对其用力也最勤，尤其学《圣教序》的成分更多。无论点画、笔法，间架、结构，甚至是行距、章法，深受《圣教序》影响。
当然，马一浮在书法上的成就和赞誉，主要得自他博大精深的才学。曾受过马一浮亲炙的丰子恺更是服膺他的学问人品和书艺，称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