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可以列为中国近代史的最知名女性，后面还不用带之一，她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一生，因为在晚年的做出的种种糊涂行为把本已苟延残喘的清王朝又向棺材里踹了一脚，后世对她的评价多半还是贬低批判的多一些，但是一个浑身问题的人物是无法掌控中国的，例证就是在其治下，清王朝也短暂的出现过“同治中兴”。
要说“同治中兴”，那得从同治之前，也就是咸丰朝说起。在咸丰末期，清朝的局势可以说是糟得不能再糟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狼狈逃往热河;与此同时，在清朝税赋的主要来源江南地区，也正经历着太平天国运动;同年10月底，清政府被迫跟英法俄分别签了《北京条约》，割地赔款，特别是沙俄，割占了中国东北大片的土地。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郁郁而终，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载淳的年号本来不叫同治，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大臣们拟定的新年号叫“祺祥”，准备第二年改元。但是这个年号还没来得及用，慈禧太后就联合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䜣，也就是著名的“鬼子六”，发动了一场政变，干掉了咸丰临终指定的辅政大臣肃顺等人。这场政变就被称为“祺祥政变”，也叫“辛酉政变”，因为1861年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
同治年间虽然清王朝内忧外患，但是国力上确实出现了回光返照的迹象，同治中兴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恢复稳定;2、贤人政治;3、建立近代工业;4、设立新式军队。
首先是恢复了国内的稳定。
咸丰到同治这段时间，中国爆发过四次大规模的运动。先是太平天国运动，他们的纲领就是推翻清朝，鼎盛时期太平天国扩展到中国差不多一半的省份。还有杜文秀领导的“平南国”，定都云南大理，也曾经宣告独立。此外就是北方的捻军和陕甘民变。这些变乱，后人根据不同的立场，把它们定性为叛乱或是起义，说法不一，但不论怎样，战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
同治政权采取“剿抚并用”的新方针，最终将它们一一平定。虽然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整个清朝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国内局势恢复稳定，这是一切的基础。
“同治中兴”的精英们做的第二件修复社稷的大事，是推行“贤人政治”。
“同治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在中央是恭亲王奕訢、先后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的瓜尔佳·文祥和沈桂芬等人;在地方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等人，地方的这些重要人物后来也进入中央。其中最有样本意义的就是曾国藩，从他留下的家书和奏折中可以看到，曾国藩广泛论述了他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包括军队改革、农业复兴、道德、对外、工业化、教育、财税等方方面面。他的这些看法和思想，统统是儒家视角，使用的是儒家词汇，行动依照的是儒家标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点，而是同治重臣们的普遍共性，儒学哲学起到了贯穿、统一他们思想和行动的纲领作用。也就是说，同治中兴依托的思想资源，是儒家哲学这一最传统的思想，同治朝的国家决策层还是寄希望于师法于传统和祖辈的智慧，注意，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把同治中兴称为“中国保守势力最后的抵抗”。
此外，同治朝在江南恢复了因为太平天国而停滞了十多年的科举，在考试上也引入了一些时政策论方面的题目，更注重培养有真正治世才干的人。比如清末的名臣张之洞就是因为在1863年的殿试中，对于太平天国等现实问题回答出色，而受到赞赏的。
同治朝还在限制卖官鬻爵、淘汰不合格官吏、严肃法纪等方面做出过努力。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9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杀了违法乱纪的慈禧红人，大太监安德海，而他的仕途未受影响。这部分说明了同治朝吏治整顿是相当严肃的事，而政府的主要官员，也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工业和新的财政来源。
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同治名臣们首先重振了农业，来作为经济基础，比如安置流民，低价售卖或是租赁土地、种子，减免赋税等等。另外，在战争中清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他们尝试了建立近代工业，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洋务运动”。中国的第一家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出现，中国第一次尝试现代的采矿业、铁路运输、电报通讯，都是在这一时段。
第四件大事，是同治朝官员们建立了新军以及配套的军工业，这也是所有改革项目当中，他们最感兴趣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清朝决策层面临的是非常大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中央武装力量的八旗和绿营早就腐化，没有战斗力了，不足以应对国内外的军事需求。但另一方面，如果依赖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武装，又恐怕会出现唐末藩镇割据那样的局面，地方大员会拥兵自重。幸运的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军权在握的人，并没打算另立山头，随着战争的减少，曾国藩的湘军等地方武装主动裁军，这种局面让朝廷有信心编练新军，尝试军事改革。
1865年夏天，长江水师成立，包括800名军官和1.2万名士兵，成为当时东亚最强的海军。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这里工作的工人薪水是当时农民的4到8倍，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制。1868年，江南制造局建造的现代型炮舰下水，随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附属学校开授工程技术、驾驶、法语、英语、化学、冶炼、国际法等现代课程，培养出了严复这类的杰出人才。同治朝还聘请了一批外国人直接担任军官，其中比较有名的像我们在历史课本里看到的华尔、戈登，以及他们指挥的“洋枪队”。
不过同治朝廷从没放松过对他们的警惧，朝廷专门为这些人设计了“双龙宝星”的勋章，看上去很荣耀，但其实并不在正式的国家军功体系当中，这样，就防止了他们的军衔提升过快、权力扩张过大。
综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同治中兴”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恢复稳定，贤人政治，建立近代工业，设立新式军队。
那么这些努力的成果如何呢?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当时看来还是比较令人瞩目的，曾在清朝任职的德国军官日意格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英国的《泰晤士报》在一篇评论中兴成就的文章中承认了这一观点。事实上，这些成就作为同治中兴的遗产，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也保证了中方在硬件方面至少没有落后太多，本书作者甚至认为中方在这两场战中投入的现代型武器比对手更多。至于战争胜败，主要是更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决定的。
另外在外交上，清廷在学着适应西方游戏规则同时，仍然艰难地维持着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像越南、朝鲜这些从前的朝贡国，在这个时期又开始向北京派遣使者了。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对此大为惊讶，他们评论说：这些朝贡国是在“继续崇拜中国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