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母亲，许多人心里蹦出的第一个词，或许是温柔、贤惠、端庄、甚至有一点小幽默。
张爱玲的词汇更丰富些，晚年时，她曾如此形容自己的母亲“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
张爱玲的母亲，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思想上的新潮程度不亚于任何同时代的男性学者。她想学油画，便与徐悲鸿、蒋碧薇同住在一幢楼里。她学做手袋和皮鞋，便不辞辛劳地从马来西亚运回一整箱蛇皮，她嘱咐小姑子张茂渊时不时拿出来翻晒时，一湾碧绿悬于窗边，别人看着怪害怕的，她却不以为意。她学唱歌，天生肺活量小的她，唱起歌来让人听着更像是在吟诗，总比钢琴声低了半个音阶。她对时尚，触觉敏锐，总能在乱世中找寻一处小宅，将自己的生活打造出梦幻般的多姿多彩来。而她最轰动世人的做法，则是离家出走。
出走后被丈夫劝回家，又逼着他离婚，将自由牢牢握在手中。
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里有个出走的娜拉。鲁迅读后，曾公开发表演讲，讨论娜拉出走之后生活怎样了?
他给出了两条路：要么堕落、要么回家。黄逸梵耗尽了自己一生的浮华与落寞，证明了出走的娜拉是能够独立，并幸福生活下去的。
有人说她去世时，冷戚而悲凉，但在此之前，她试过了，她确实把自己与同时代相同婚姻模式下的女性，拉开了一大截距离。
黄逸梵出生于1896年，生母是个湖南乡下的农村妇女，当初嫁进黄家时，就是冲着她能为黄家唯一的儿子开枝散叶，才娶进家门。
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果然不负众望，一出手就怀了一对龙凤胎。
女孩是黄逸梵，男孩则是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黄逸梵从小没有享受过父爱，她的生父黄宗炎在她出生前便去世了，她与双胞胎哥哥是黄家异常珍贵的遗腹子。正因如此，在她22岁那年，由家里人做主，将她许配给了名臣之后，李鸿章的外孙张廷重。论起门当户对，两人真是一双璧人。张廷重有才学，且气质忧郁，总是一副富家冷公子的做派。
每天，都能看见他在庭院里吟诗背文，每每总是各家各派的文章汇聚于他的舌尖，滔滔不绝，支支吾吾。
大概是怀念过去文人独领风骚的旧时代，背诵每告一段落，他便要一步三叹气，拖起长腔来伤春悲秋一回。他身世显赫，家财万贯，李鸿章是他祖父，母亲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
当年为了保证女儿嫁为人妇后不被欺负，她的嫁妆丰厚到足足够张家后三代人随意挥霍。黄逸梵当然也不示弱。
她虽为妾室所生，但深得张家大夫人张氏的爱护，成长环境里，物质基础十分雄厚，思想基础更是荡漾着大将之风，时常野性十足。
初嫁时，她的嫁妆不多。
但在1922年，张家大夫人在上海去世，家里的大部分财产落在了她与孪生弟弟黄定柱的身上，姐弟两人，一个得到了家里无数价值连城的古董，另一个分得了房产和地产。
两人的结合，可谓强强联手，颇有当年宋霭玲与孔祥熙结合的味道。
然而，两人虽家世相似，三观却完全不同。
说起来，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黄逸梵得到财产后，向往外面世界的愿望越发强烈，总想着走出国门，去全世界看一看。
她开始朝着当时最流行的西式风格，打扮自己的相貌，规划自己的衣食住行。
她烫着爱司头，爱穿西式的服装。
她与胡适打牌，一身长袍配红蔻丹衬托出浓浓的希腊风情，一时间成为牌桌上独领风骚的尤物。
小时候的张爱玲对母亲的穿着就非常羡慕，
“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母亲立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然而，这样美艳动人的母亲，却生活在一个与她气质、学识、价值观非常不符的家庭中。丈夫张任重似乎无法接受任何新思潮的影响，他不但躲进了深深的庭院之中，更躲进了与时代进步完全隔离开来的鸦片中。
他整日抽鸦片，周旋于舞女之间，而且还与大舅子黄定柱一起逛窑子。他这些花花公子的品行，她深为不耻。她唉声叹气，十分苦闷。
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这个坐拥金银千万，却日日坐吃山空的家庭。不久，机会来了。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计划出国留学，心心念念想要出国的黄逸梵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她提出与小姑子张茂渊一起出国，担任她的监护人。她心高气傲，国外的生活才是她想要的，那里没有乌烟瘴气的鸦片味道，更没有低俗的舞女脂粉气味。抓住这次机会时，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都已出生，都长大了。
她顾不得许多，一鼓作气地狠下心来，奔向了自己渴望的生活。
那一年，她三十一岁。
妻子出国后，张廷重的日子堕落得一点希望都没了。
一位父亲和两个孩子都住在天津，按理说，这本该是一副奶爸与孩子默契相处，笑料百出的日子，每个人都在糗事中，期待着母亲的归来。
可母亲没有回来，家里倒是隔三差五就住进来一个妓女，张廷重本来就是个巨婴，这会子算是退化到子宫里去了。
他夜夜笙歌，沉醉在鸦片烟里，无法自拔。荒诞的日子粉墨登场后，便持续了好几年。
接下来，张廷重失去了官职，沦为有钱人家的无业游民。
可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非常怀念着黄逸梵。他寄了一张照片给她，附带一首七言绝句：
才听律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不知是这首诗打动了黄逸梵，还是她与小姑子正巧也准备回国。
黄逸梵回家了。归国后的黄逸梵年岁长，却越发妩媚动人。
团聚后的一家人搬回了上海。
他们从石库门搬到了一处花园洋房。
这里很符合黄逸梵的生活美学。
家里养了狗，种了花草，还摆上了孩子爱看的童话书，不三不四的伙伴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各思想新潮、作风前卫的好友。好的家庭气氛，让黄逸梵重建婚姻的想法。
她教女儿读英文单词、弹钢琴、画画，其乐融融。
她还与一个胖伯母肩并肩坐在钢琴边，模仿电影里明星们的恋爱桥段。
张爱玲的昏暗童年，此时此刻被打上了一束清澈、纯净的光。
她坐在地上，仰望着母亲，看得入迷，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幸福时光总是短暂的。
渐渐长大的爱玲与弟弟子静到了该好好教育的年龄了。
她看到两个孩子，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觉得很是落后。
于是，她拽着张爱玲去了黄氏小学，硬生生地把她弄进了小学四年级，做了插班生。
弟弟张子静，却因为张廷重的不许，留在家里跟着私塾先生读书。
张子静一生平庸，从此可窥一二。守旧的张廷重越来越依赖鸦片，甚至还开始注射吗啡。
争吵再次出现，伴随而来的还有黄逸梵痛苦的哭泣，面红耳赤的指责。
摔东西的声音更是从不间断。这段婚姻，终于到了让黄逸梵无法忍受的地步。她请来了律师，起草了离婚协议。
她等着他签字，他却犹豫不决，多次提不起笔来，他数次挽留，最终无济于事。
她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他听了这话，心里说不出难过，默默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获得自由的黄逸梵，再次冲出国门，再也不回头了。
她带着因分家产得来的钱财，开始了四处旅行。这个成功出逃的娜拉，进入了她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时期。
曾经的她，为人大胆，性格刚烈，与小姑子张茂渊去瑞士，两人一同在阿尔卑斯山滑雪。
她的一对小脚，比张茂渊的大脚滑的还快。
她在欧洲的美术学校学画画，后来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学校，她还当过一阵子的教师。如今的她，生活越发有滋有味，她走遍了全世界，称得上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旅行家。你可能会觉得，这下子总算可以证明鲁迅先生错了。
黄逸梵这位娜拉，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家。
事实确实如此，但并非全貌。
黄逸梵豪迈的旅行壮举的费用，并非她独立承担的。
她靠的是祖上积年累月传下来的古董。
每次出行，她都要卖掉一些古董。
每出手一个古董，她便自责万分，内心十分纠结。
说真的，前夫靠花天酒地挥霍家产，她用四处旅行来消耗古董，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儿?
她自己也分辨不出。脱离旧时生活之后，仿佛离堕落更近了。
如今的自由之路，是她一个人在走。
而过去的路，是家族的“高跷”抬着她走。
憎恨使她脱离的以前的生活，而过分的自由，又使她迷失在幸福当中。
她开始尝试回归到家庭中，将心定一定。
她回国，与女儿张爱玲接触。张爱玲中学毕业的那年，她回到了上海。
1938年，日本人打进了上海，炸弹声，枪炮声，昼夜不息地穿梭于城市上空。
兵荒马乱之际，她想起了女儿，便让张爱玲上她那儿去住几天。
当时女儿住在苏州河附近，她住在最繁华的淮海路。多年未曾多相处的她们，开始了漫长的磨合期。各方面都完美的母亲给张爱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十六岁的张爱玲，在学校里是天之骄子，可到了母亲这里，却木讷得几乎样样都得重新学起了。“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黄逸梵对女儿的矛盾心理，也是她对回国后的生活的矛盾心理。
她想融入它，靠它来拯救自己。
可又抗拒它，生怕它将自己变成曾经鄙夷的样子。她对孩子的态度，说冷漠，还差了一点。
说自私，却也还没到那份儿上。她觉得张爱玲难以适应日常生活，便花了两年的时间，教她走路，教她做饭，还教她笑，教她用肥皂粉洗衣服。后来，她的钱花的差不多了，日子也就变得拮据，脾气也就出来了。
她警告女儿：
“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
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黄逸梵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弟弟张子静抱着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到母亲家，说要与她们一起住。
张爱玲满心期许，母亲却拒绝了儿子的要求，因为她负担不起两个人的学业开销。可是，冷漠的同时，她又坚持着为张爱玲请犹太裔的英国老师来补习她的数学，每个小时就要花去整整五美元的高价钱。没过多久，她再次离开熟悉的子女和日常，再度逃往国外的自由生活，留下女儿与姑姑两人一起生活。
少女张爱玲
有人说黄逸梵个人主义，自私自利。
我始终觉得她是出于恐惧，才会一辈子摇摆不定。
出走之后，每分每秒都得自己张罗，那种迷茫，那种寂寞，大半都有旅行填充了。可谁又真的习惯孤独?
顶不住的时候，她就选择了回家。
再次触碰鲜活的，不那么文艺的温暖，然而她清高孤傲，眷恋曾经所唾弃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温暖可言。文艺创作中的娜拉有两条路，只能择其一。
现实中的娜拉的路，更像一个不知什么时候能歇下来的钟摆，在沉沦与家庭之间来回摆动，不断袭来的抗拒感宛若惯性一般推着她前进，目的地在哪儿，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1957年，她终于放下患得患失，停靠在了女儿这边。
那年，她病重，给女儿写信，说唯一的愿望就是见见女儿。
张爱玲彼时正在美国，她没有按照要求赶到伦敦，而是绝情地寄了100美元。一个月后，黄逸梵去世。
六十四岁的她，走遍了全世界，却未能踏进一个家。
她的那些还未消耗殆尽的古董，都交给了张爱玲。她可曾想过，很多时候女儿便是她的归宿。
她出走家庭，人始终漂泊，心从未安稳，女儿继承了爱华服、爱妆扮的个性。
她的一生与古董(及其与之相对应的金钱价值)纠缠不清。
女儿对于钱财却是另一方理解和使用原则。
”就算是父母的财产，丈夫的钱，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那是女人的权利。”张爱玲说：
我发现我不会削平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
怕上理发店、怕见客。
很多人教我织绒线，没有一个成功。
在房里住了两年，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
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三个月下来，仍然不认识那条路。
最后她总结到，在现实的社会里，她等于一个废物。
这个“等于废物”的人，成了张家第一个真正逃出家庭，活出自我的人。
她靠自己的稿费生存，靠写书博名气，阻断了家庭持续性的坏影响。
她的靠山不是能在一夕之间败光所有的遗产，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她自己。黄逸梵希望自己做到的事，女儿都做到了。她做了一半的事，女儿替她完成了，尽管是无心为之。这或许才是娜拉出走的真正含义。母亲点燃了出走的燎原星火，她势单力薄，经常单打独斗。
张爱玲也出走，她不再是领头羊与出头鸟了，她有母亲的帮忙，哪怕只帮了一点点，哪怕有时帮了倒忙。娜拉或许没能大步流星地抵达自由的彼岸，而那些前赴后继的“娜拉们”踏破了封建束缚的牢笼，活出了最洒脱最自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