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科尔文2001年4月16日在采访斯里兰卡内战时被手榴弹炸伤不幸失去左眼，她的独眼形象几乎成为新闻界一面招牌，传奇事迹还被搬上荧幕。
1956年出生在美国纽约长岛风景如画的牡蛎湾，她曾经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高材生，“那时我想的无非是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大四那年，她参加了一场研讨会，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美国20世纪新闻业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在合众国际社做了一名夜班记者，没过多久就被派往法国，成为巴黎记者站的主任。事业风生水起，但科尔文并不满意，她觉得美国通讯社的报道“只注重事实，没有感情”。1986年，她加入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支驻外记者的精英团队。每当看到他们从国外战场上发回的稿件，她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于是，她申请去做战地记者。在科尔文的笔下，炮弹不仅是一个名词，伤亡也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们意味着烧毁的房屋、残缺的肢体、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
很多时候，科尔文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记者。危险似乎对科尔文有种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险，她就做得越出色。不管在哪里，科尔文都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在极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面糊。晚上，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硌醒了，一摸，居然是两枚手榴弹。“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炸个稀巴烂。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所幸，科尔文活着回来了!
2001年，科尔文前往斯里兰卡报道战事。她在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境，还设法躲避检查，溜进了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见到了当时猛虎组织高层的很多人。但就在结束采访准备返回时，她遭到了政府军的攻击，子弹打进了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并成为“俘虏”。最终，科尔文在美国大使馆的保护下捡回一条命，但左眼失明。这次受伤令科尔文永久失去了左眼，她从此就戴上了海盗式的黑眼罩，这也成为她的招牌形象。套用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独眼杰克”(独眼龙)的说法，朋友们戏称她为“独眼吉尔”(独眼凤)。科尔文系上这条黑色眼罩，又奔赴下一个战场。死亡就这么嚣张地逼近她，她能借以抗衡的，只有信念。“民众有权知道政府、军队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什么”“要相信，当你在国外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时，很多人正等着看你的报道。要相信他们在关心战争中的不幸，并在试图阻止它”。
2011年年初，卡扎菲曾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滨餐馆里接受她的采访。科尔文的提问直言不讳：“你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没有人反对我”卡扎菲回答，“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随我”“可现在一半的国土都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下” 。科尔文与卡扎菲认识20多年了，“他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很缺乏安全感”，比起“中东疯狗”“非洲雄狮”等名号，科尔文的评价更为中肯、可信。
玛丽·科尔文从1986年开始从事战地记者的工作，从两伊战争前线，到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冲突，再到前南斯拉夫战争，她一直生活在战争烽火中，经历过2次失败的战地恋情。战场为科尔文带来的也有甜蜜和温暖，那就是她的两场战地恋情。 但是，战地记者间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它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
在科尔文一举成名的1986年，她恰巧三十而立。由于难得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科尔文和曾经的几位爱侣常常在不同的战场采访报道。也许是太热爱这份事业，科尔文宁可牺牲家庭，她经历了多次婚姻，没有生育。科尔文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月19日发表的该报美籍记者玛丽·科尔文从叙利亚霍姆斯发来的战地报道“挂在每个人口头的问题：‘世界为何抛弃了我们?’”没人能想到，这篇文章竟会成为身经百战的科尔文的最后遗作。《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约翰·威瑟罗说，科尔文“远远不只是一个战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