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的人，很难赢得厚道的名声。他们成天不是忙着出卖自己，就是忙着出卖别人。
琼瑶的处女作《窗外》拍成电影名噪一时，结果因为在作品里面表现了她爸妈的严厉，纠结得几乎不敢进家门;凌叔华的后人和虹影打官司的新闻，只是无数文人被起诉案例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得说，跟张爱玲比起来，他们全部是小巫见大巫。
张爱玲刚出道，就在一篇英文散文里，刻画了她父亲的暴躁与虚弱，开始写小说之后，她的那些亲戚，从远房的李氏族人到她舅舅她弟弟都在劫难逃。
张爱玲将写作，视为自己的宿命，认定一个写文章的人，就不可能是个淑女或者绅士。所以不管她在亲戚群中怎样被孤立，她倔强地依然故我，只有一次，她懊悔自己的出卖行为，在将近四十年后，她在自己的一篇小说后面加了个后记，说“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惟一的爱情，‘是我错’。”
那篇小说叫做《殷宝滟送花楼会》，2013年3月份，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里石破天惊地告诉我们，《殷宝滟送花楼会》的男主角，那个神经质的音乐教授的原型，是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
张爱玲在小说里八卦了傅雷与成家榴的故事。
宋以朗说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信上写道：“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
有点颠覆对不对?傅雷通过他悲壮崇高的译作《约翰克里斯朵夫》，通过他苦口婆心的《傅雷家书》，通过他和妻子朱梅馥在“文革”初始时宁可玉碎不肯瓦全的自杀，成就了那样一个高风亮节的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变得这样疯狂而又可笑。
《殷宝滟送花楼会》说是小说，当散文看也可以，是第一人称写法，而且叙述者“我”就是一个名叫“爱玲”的作家。且说这日“我”闲居在家，突然有并不熟悉的校花同学抱花来访，坐下来就说她的爱情，她与一个音乐教授罗先生恋爱始末。
这位罗先生，古怪、贫穷、神经质，但他在美国欧洲都读过书，法文意大利文都有研究，对音乐史非常精通。他谁都看不起，对女人总是酸楚与怀疑的。但殷宝滟是个美女，是个离他很近很热切地跟他学习音乐史的美女，他放弃了因为害怕被拒绝先摆出来的那种酸楚怀疑，爱上了她。
她收到他与众不同的情书：“在思想上你是我最珍贵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王后，我坟墓上的紫罗兰，我的安慰，我童年记忆里的母亲。我对你的爱是乱伦的爱，是罪恶的，也是绝望的，而绝望是圣洁的……”
后来，他们谈到他去离婚。一时离不掉，他俩都很痛苦。他绝望暴躁地在家中和妻子吵架，她被仆人请去劝架——过去他两口子一吵架，女佣都是打电话找她来劝：“因为，他只听我的。”这次连老妈子都看不过眼了，说：“我们先生也真是!太太有了三个月的肚子了——三个月了哩”。
后来，殷宝滟离开罗先生，面对她的老同学，作家“爱玲”，泪水汪汪地说她是怕伤害到他的妻儿，才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按照张爱玲的写作习惯，他们当然是有原型的，男主角我们已经知道，女主角则是一个名叫成家榴的女子。张爱玲给宋淇的信里，也点明了这一点。
傅雷的儿子傅聪和傅敏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承认，他们父亲的生命里，出现过这位成家榴，她是个美丽迷人的女子，非常出色的女高音——与张爱玲文中所写的“在水中唱歌，意大利的《哦嗦勒弥哦》细喉咙白鸽似的飞起来”吻合。
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成，成后来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成了家，也有了孩子。”
也与张爱玲所写的不谋而合。
张爱玲也在给宋淇的信里，说殷宝滟就是成家榴。她们曾经是同学。
每一条都对得上，张爱玲没做任何技术处理，当事人几乎是裸身出镜，反应可想而知。张爱玲振振有词地说，“是她要我写的”，可是人家没让你写成这副德性。
如前所说，张爱玲能忏悔，也算难得，可我仍有个疑问，张爱玲写这篇小说，只是作家的积习使然吗?该文发表于那篇署名迅雨的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之后，她知道迅雨就是傅雷吗?如果她知道的话，那这个小说就有点报复的性质了。
1944年5月，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万象》上刊登，半个月后，张爱玲回敬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为评论里批评的那几篇小说辩护，11月，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殷宝滟送花楼会》，时间点如此契合，让人不多想都难。
所以，要说清傅雷和张爱玲的这场战争，还要从始作俑者——傅雷的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说起。
傅雷一生眼高于顶，大部分人他都瞧不上，非常罕见地，他对张爱玲高看一眼，特地写了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还把她的《金锁记》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柯灵将此称之为“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然而张爱玲却大不领情，著文还击不说，还像我们上篇里所言，写了篇阴阳怪气的小说，大揭傅雷隐私，这篇出于十足的好心的评论为何令爱玲小姐如此不忿?
文章的一开始，先夸张爱玲的作品是个奇迹，奇到什么地步呢?让读者能怔住，只能发点不着边际的议论：“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这种情况下，傅雷觉得他有必要做一个言之有物的总结。
他首先给《金锁记》以高度评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颇有《狂人日记》里某些故事的风味。”七巧的沦陷、挣扎、倒伏、覆灭，浓墨重彩的命运的阴霾，大开大合的悲剧意味，符合傅雷比较“重”的味蕾。他厚爱它到这种地步——开始对作者其他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了，他不能容忍一个写出这样的伟大作品的作家，开自己的倒车。
他首先针对的，是《倾城之恋》。
傅雷首先对“几乎占到篇幅二分之一”的调情很不满：“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在小说的最后，两个人终于能够“死生契阔，与子携手”之际，傅雷对那段描写仍然不满：“当他(范柳原)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的时候，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未免太速写式地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
按照傅雷先生的想法，这段应该怎样写呢?暴风骤雨式的抒情，大段华丽的诗朗诵?对不起，这让我想起琼瑶，而上品的小说，总是把感情放在家常话里，《红楼梦》里，贾宝玉听到林黛玉的“葬花吟”，感慨生命的美丽与虚无时，不由心神相通，恸倒在山坡上，可是，接下来呢?他从山坡上爬起来，并没有莎士比亚风地向林妹妹表达他的真知灼见，却很“平凡地庸碌鄙俗地”说起昨晚那场官司来了。
傅雷的世界，必须有个紧绷绷的崇高的主线，看看傅雷在《巨人三传》的译者序里的句子吧：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这跟他的经历有关。傅雷四岁时，他父亲去世，他母亲带着他背井离乡，迁往另一市镇，有人赞扬傅雷的母亲有远见，给了傅雷更为开阔的视野，但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奔赴异乡，十有八九是被族人欺负得呆不下去了，傅雷写给他母亲的信里也证明了这一点。
寡妇熬儿，傅雷的母亲对他期待甚高，傅雷在外面玩耍的时间长了点，他妈就用包裹皮兜起他，要把他扔河里;他读书稍有懈怠，他妈就把铜钱贴他肚脐眼上，上面点根蜡烛，烛泪落在他肚皮上，烫得他直哭——估计他当时还躺着;还有次把他绑在摆着父亲灵牌的桌子前，要他对着灵牌忏悔。就这么着，他妈有次对他失望，还拿起绳子要上吊。
在这种家庭暴力下长大的人，要么很萎靡，要么就是被锻炼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傅雷属于后者。
原名为怒安的他，活的就是一股怒气。
而张爱玲爱的，却是参差对照，阴阳之间的那点丰富的灰，太纯粹的爱情，太激烈的斗争，在她眼里，都因失真而显得薄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