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王朝与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总会在诸多方面出现痼疾。而当政者为挽救国运的颓势，也总会采取某些变革的措施。虽然有些变革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长期来看，却并不能改变其国运颓势的走向(如春秋时期的郑国子产变革，战国时期的魏李悝、齐邹忌、楚吴起、韩申不害等人的变革，乃至北宋的王安石、明末的张居正等变革等)。
战秦的商鞅变法，可以说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变革较为成功的罕见案例了，这又是为何呢?任何变革都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划分，其必然会触犯既得利益者。就如同一块蛋糕，蛋糕就那么大，怎么分都会有人不满，失去利益的一方必将寻找机会进行反扑。这也是历来变革者下场都比较凄惨的原因所在。
唯一能安抚他们的办法就是将蛋糕做大，这样才会让各方尽量满意。而旧时的我国是小农经济，其产出可以说是定量的，也就是说蛋糕并不存在做大的可能。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利出一孔、奖励耕战”，其变法的成功就在於其能够通过战争的手段将这蛋糕做大。通常，我们都说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变强，以致其屡战屡胜。但事实上，是两者互为促动，商鞅变法促使了秦人对战争的狂热。而战争的胜利又保障了商鞅变法得以在秦国推行。
如果说，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在其前几次的战争中都不能获利，那么其变法也就早夭折了。秦统一天下的进程，都可以通过这种对外战争的手段，获得外部资源补充，这也是秦人好战的根源所在。我们对比秦朝的版图与清末汉人的主要聚居地--“关内十八省”，就可以发现两者的版图基本相当。秦朝的疆域就约相当於清末的“关内十八省”+明末的辽东都司。
我们虽汉唐时期都大力的开拓西域，但是却也只是在军事上的驻守而已，以当时的条件并不能迁徙内地的汉人去那里生活居住。所以也并不能落到多少实处，其补给全仰仗内地，而且补给运输的损耗又过大，对帝国的财政上着实是不小的负担。至明太祖朱元璋期间，其时，日本对大明无礼，朱元璋还是强忍怒火将日本等国列为永不征讨的国家。
这并非当时大明欠缺征讨的军事实力抑或朱元璋有好生之德、不愿妄动干戈。而是其看出征讨日本等国无利可言，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使，所以征讨日本等国也不过是徒耗钱粮、徒流将士鲜血而已。所以说秦朝在当时，已经扩张到农耕民族的极限了(东至大海，西抵高原，南达岭南，北到戈壁)。
但秦并天下后，情况却不同了。秦法严苛，视山东六国旧地的百姓如奴仆，肆意驱使，而无任何恩德可言。秦奋六世之余烈兼并天下的同时，也积了六世之余怨。秦自商鞅变法后，出关与诸侯战，采取的斩首授爵制，屠戮山东六国军民太重(秦军的斩首业绩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战俘与平民)。秦人的残暴无道，终於招致了山东六国皆反(秦人之所以不反，是因为秦人是既得利益者，将其自身的矛盾与痛苦全部转移到山东六国百姓的身上)。
而此时，山东六国故地皆反。就使得秦国当初并购过来的良性资产顿时全转化为公司坏账，不但无法再通过战争以获利，反而需要燃烧帝国自身的脂肪以去平定山东六国故地的叛乱。从战争获利模式到战争消耗模式的转变，商鞅变法的那一套构思也就自然玩不转了。
秦以后的王朝，其痼疾也通常出现在人口六千余万的高峰期。某些史书通常将之归结於“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其实，其本质就在於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土地再兼并，那些大地主们也不是自身耕种，而是依赖於依附他们的百姓去耕种。而此时的变革，也就自然难见效用了(除非是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