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中，原四川新军军官尹昌衡在骗取了原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手令后，其随即来到边防军驻地宣布接管这支部队，并命令继续驻扎南苑“保护大帅安全”。
同时，尹昌衡还宣布，加发恩饷一个月，当晚又设宴款待官兵们，让他们饮酒狂欢。
而在暗中，尹昌衡秘密调集新军将边防军包围，用火炮形成压制，如有异动，即行解决。
深夜时分，尹昌衡委派死党陶泽锟为敢死队队长，后者带兵冲进赵尔丰家中将其抓获。
在此过程中，赵尔丰的一名贴身丫头(一藏南蛮女)持枪抵抗，被陶泽锟亲手击毙。
得手后，尹昌衡从正门入，并宣布为了“老帅”的安全，决定将之转移到军政府。
这一过程，也就是后来革命党们所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敢死队长陶泽锟由此青史留名，并收获了一个团长的位子。
被押到军政府后，赵尔丰曾谓尹昌衡曰：“余何罪于公?”
尹答道：“公得罪于四万万人之一乎!”
赵问:“能相活乎?”
尹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毫无疑问，此时众人的意见一致认为:“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次日(11月22日)，尹昌衡在成都明远楼广场召开群众大会，问台下众人：
“衡代诸君擒贼，所以不先告者，恐泄机，事不济耳!今以生杀付诸君决之。”
台下大呼“该杀”，声震屋瓦。
尹昌衡即令陶泽焜当众将赵尔丰斩首，并将其头颅挂在树上，示众三天。
无可否认，乱世中能镇慑局面的，往往是能掌控中下级军官而又心狠手辣的人物，尹昌衡就是一例。
在平定兵变并杀掉赵尔丰后，尹昌衡声名大噪，群情慑服。
事实上，赵尔丰的被杀，与其说是对“反动旧官僚”的清算，倒不如说是革命的“投名状”。
赵尔丰的人头，实则是新政权树威的道具，意在警示一切可能觊觎权力的竞争者。
事后，曾亲身参与辛亥革命的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说：
“(赵尔丰)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很大程度上，赵尔丰也算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吏，辛亥年的四川虽说乱，但毕竟乱而不倒。至于其死后，四川更是一乱就是三十几年。
而且，赵尔丰所率的边防军对于清末藏南的安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被杀后，藏区局势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这却是不得不补一笔的。
至于新官尹昌衡，其平素放荡不羁，在广西期间即诡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
当上都督之后，年不过27岁的尹昌衡更是骄纵十足，犯了好酒贪色的老毛病。
当然，尹昌衡自幼个子硕长，按现在的标准，可算是个英气逼人的大帅哥，加上年纪轻轻即身居高位，难免把持不住。
他在任都督期间，曾将某年轻美貌的老板娘收为妾室而毫不顾忌舆论的指摘。
更滑稽的是，尹为了好色还编出一条三段论，曰：“自古英雄皆好色，昌衡是英雄，故昌衡好色也”，以此证明他的好色是合理的。
当然，尹昌衡当时的侍妾也不只这老板娘一人。
在后来的西征途中，尹昌衡也毫不检点，经常粉墨登场唱戏，甚至乘醉调戏少数民族妇女，举止轻佻狂妄。
1912年6月，袁世凯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率川军入藏平叛，不久，又将之调入京城。
入京后的尹昌衡如无根之萍，险些遭到杀身之祸。
原来，赵尔丰之女嫁给了袁世凯之子，难免要为父报仇;而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是老袁的好友，一直在为其弟申冤。
在这些人的活动下，袁世凯于1914年3月下令议恤前四川总督赵尔丰;同年8月，又下令褫夺尹昌衡的军职荣典。
所幸的是，当时的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尹昌衡有师生之谊，在他的保护下，北洋政府才以“亏空公款”的罪名轻判尹昌衡有期徒刑九年结案。
1916年袁世凯死后，尹昌衡被特赦出狱，从此退出政坛，当年的叱咤往事也就渐成烟云。
不久，尹昌衡回到成都，筑止园闲居，此后意志日渐消沉，平时以诗酒、参禅自遣。
对尹昌衡的一生，一般史家的评论是四个字：志大才疏。
尹昌衡晚年双目失明，后于1953年病死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