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现代社会，血缘和宗亲关系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际纽带。一方面，这种通过血缘、准血缘和地缘纽带，维系部众的军队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也使君权处于极不稳定状态。
家军制
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家军制通过血缘、准血缘和地缘纽带，维系部众。军队首领极具威信。首领一般将自己的亲属安置在重要军事岗位，尽量考虑用熟人和同乡。此外，还盛行以收义子的方式，在麾下军人中形成一种准血缘关系。这是因为血缘和较近的地缘关系，在前现代社会，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际纽带。正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种军队的战斗力很强。
府兵制便属于这种兵制。中国西魏之时，宇文泰建立了正式的府兵组织系统，府兵属于带军籍的私兵，士兵要随将领之姓，是将领的私属。宇文泰还模仿拓跋鲜卑的八部制度，设立八柱国为执政轴心。由于府兵大多有血缘之亲，彼此感情深厚，愿意同生共死，因而保证了军队的士气，这也是宇文泰借鉴鲜卑部落兵制组建府兵的主要原因。
府兵也是唐朝初年的基本军事力量，在对付突厥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强的战斗力。
唐与突厥的战争是7世纪唐朝建立初期同东、西突厥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战争期间，唐朝由开始的安抚和防御转为进攻，加之突厥内部的分裂和内乱，唐朝分别于630年和657年彻底击败东、西突厥，俘虏东、西突厥可汗，突厥汗国灭亡。唐朝在原东、西突厥领地分别设立都督府和都护府。
府兵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君主的忠诚度
这个制度增强了王国的军事实力，但是也使君权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这种兵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君主的忠诚度。从东汉末年到唐朝开国，大部分王朝的衰亡都是源于拥兵自重的将军发动的政变。
实际上，从北周时起，就开始吸收均田制的农民当兵，府兵开始向国家化方向发展。随着隋朝的建立，府兵制彻底与均田制相结合，凡是军士都可以分到一份田地，军人不再有特殊军籍，完全归属乡村的坊里管理，从此形成了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
唐初的府兵，大部分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这些老兵分得了土地，受到了鼓舞。然而，由于军府过分集中于关中，关中战乱频仍，农田荒废，生产下降。本来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很快就凋敝下来，关中地区越来越依靠南方漕米的供应。结果是大批关中农民逃亡，府兵越来越少，府兵制名存实亡。
唐朝中叶以后的藩镇是府兵制的余烬。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其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这导致了盛唐的衰落和五代十国的开启。
宋统一之后，在中国的历代王朝出现紧急的军事需要之时，也会出现家军，著名的如岳家军、戚家军等。但这类军队无疑会受到君主的猜忌，著名将领岳飞后来就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岳家军是南宋初年由岳飞领导的抗金军队。岳家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金人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语。图为岳飞坐镇指挥的郾城之战。
古代少数民族军队一般由血缘关系维系
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能征善战，其军队一般都是由血缘关系所维系，实行兵民合一的模式。比如女真人实行了猛安谋克制度，即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女真人依托这个组织，平时放牧打猎种地，战时则编队出征。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出山之后，将之整合得较为齐整，方便指挥和作战。大体而言，谋克为百夫长，统三百户，统辖的单位也叫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猛安为千夫长，统辖单位也叫猛安。猛安之上还有元帅或者万户，谋克之下还有更小的编制，但不是独立的单位。猛安、谋克的首领都出自部落中能战的家族，猛安、谋克则是这些家族的世袭领地。
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部落民族，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优势突出。部落民族的军事行动不需要专门的后勤供给部门，部落赶着牲畜一起行动就是。但是这种军事制度不适合于定居的农业社会，在“坐江山”时就不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女真灭辽后，猛安、谋克就从原始意义上的军民一体组织向地方行政组织转化，猛安、谋克开始有了地方官员的官阶。
由于元朝兵力之强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朝后他对元朝兵制稍加改善，形成了卫所制。卫所实行武官世袭，这种体制虽然对军队的稳定性有一定好处，但堵塞了优秀士兵的晋升。此外，屯垦性质的卫所逐渐变成将领的世袭庄园。如遇战事，屯垦供给不足、少慢差费的缺点就会暴露出来。
清朝的八旗军沿袭了猛安谋克制度。但是随着战事减少，八旗子弟难免无所事事，不仅弓马武艺废弛，而且斗志渐消，到了清朝中叶，八旗兵的战斗力已大大下降。
清代满族的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制度，以旗为号，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各旗当中因族源不同分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满洲、蒙古、汉军同属一旗，旗色亦相同，惟从军、入仕待遇略有不同。图为八旗军服饰。
以文制武
以文制武的目的在于防止军队叛变
家军制的痼疾是难以协调军政关系。古代君王往往会忌惮家军的军事首领。即便君王是行伍出身，在成为君王后也无法直接统帅军队。
府兵停止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无论何人，只要骁勇都可以当兵。被招募者，免去一切徭役和赋税。募兵属于雇佣兵，不再隶属军府，由国家发给一定数目的补贴。这就出现了军队战斗人员与补给机构相分离的机制。
为了控制军队，防止叛变，中国封建王朝发展出了以文制武的体制。由文官组成的兵部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明代兵部尚书名义上的职权最重。兵部不仅负责军队编制、后勤供给、军官晋升、军队训练，还负责战时的军队调动和战略制定。而武职将领则降到了只负责具体战役和战斗指挥的地位。地方上的总兵也必须受文官巡抚和总督的节制。
儒家意识形态对于维系文官的忠诚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自理学出现之后，士大夫反叛已经成为极为罕见的现象，在观念上，士大夫对反叛具有极大的心理障碍。清末的曾国藩便是一例，他虽然拥有自立为王的能力，却始终忠于朝廷。曾国藩的湘军被称为勇营制，是借鉴戚家军而组建起来的。曾国藩在组织湘军时，利用自己的门生网络招募有乡谊和亲缘关系的士兵，类似于家军制，但是其领导模式却是“书生带乡农”，具有强烈的儒家忠君意识。
以文制武最大的问题在于外行指挥内行
以文制武的最大问题在于外行指挥内行，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毕竟像王阳明这种文武双全的人才是少数。比如宋朝格外强调文治，对文人极端重视，但是武人受到压制，武装力量极弱，后被外族灭国。
白莲教起义(1795-1804)是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清起义的事件，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以文制武还使军队的“油水”减少，军队只能寻求其他方法增加收入。比如清朝军队的吃空饷问题突出。清朝的绿营编制固定，每个士兵都有定额的兵饷。于是驻防的长官都设法不让自己的部队满额，有的甚至空出一半以上，空出的兵额的饷银就落到了长官手里。
如果上级来检查，就临时雇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充数。这已经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潜规则。只要驻防长官打点到位，来检查的人也不会说破。这种军队遇到战事，会临时组队，由于平时缺少训练，兵将两不相知，战斗力远远不济。在乾隆末年，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八旗、绿营都不中用，只能依靠各个省乡绅组织的民兵。在嘉庆之后，除了个别地方的八旗兵和绿营各镇所属的少数民族军队以及临时招募的军队外，清朝大体上已无可用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