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历史可发现，“血亲复仇”在先秦非常盛行。自东汉以降，风气为之一变，血亲复仇开始向“刺死辱母父者”转变。
到了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轻侮法》炮制出台，根据此法，为遵从孝道而从事血亲复仇活动，触犯刑律者，降罪一等处理。
在法律的支持下，“刺死辱母者”阳球、董仲舒六世孙董黯，“刺死辱父者”魏汤，“为父复仇者”赵娥均得到了减刑乃至免罪，以及舆论的嘉奖。
不少学者均指出，身为布衣的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除了以轻徭役、薄赋税收买人心外，还需要解释高祖得天下的合理性。在制造政治神话的同时，两汉借助了儒家思想。
孔子认为：“事行孝故可移于君，是以忠臣必求于孝子之门。”《变法与治吏：历史深处的风云人物》一书指出，两汉统治者正式看中了儒家所倡导的“孝”文化的这种特色——忠孝一体，移忠作孝，力主“以孝治天下”。他们的目的当然是想借此建立一种任何社会成员内从父母外从君主——也是全国民众家长——的道德人伦关系，从而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威，进而确保刘姓家族万世一系的天下。
为了维护“孝治天下”，统治者以身作则，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统治者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对不孝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一方面提倡孝道，褒奖孝悌，甚至出现鼓励复仇的《轻侮法》。
名节之士的“轻生复仇”因与《春秋》“大复仇”的经义教条不想违背，又是对血伦常的壮烈捍卫和孝义品德的非常态演示，因此尽管它常常破坏国家的现行法律秩序，却得到统治者态度暧昧的宽假。
这部法律在章帝死后即遭到废除，汉和帝执政时，尚书张敏先后两次上书批评这部法律，认为《轻侮法》的实施导致出现大量冤案，因为很多人从这部法律中钻空子为自己开脱。不过汉朝统治着仍然为复仇留有余地，复仇也成为一种道德楷模而被效仿。到了东汉末年，因时世艰难，统治者更加强调忠君，导致士人对名节的追求，时有血亲复仇之事发生。
及至唐朝，李世民的皇位经由玄武门之变得来，先是手足相残，继而逼父让位，“忠”“孝”都丧失了合法性。于是他转而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无论是内政方面的贞观之治，还是“天可汗”式的赫赫武功，都有效增强了李世民的“合法性”。
同样是为父亲报仇的徐元庆案，因武则天想要网开一面引发朝臣抵制，最后由陈子昂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认为，既然徐元庆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不如干脆“正其刑”，既维护了国家律法，又成全其“德义”，执行后再“旌闾墓”，以彰其德。
一百年后，李世民之事已被世人淡忘，此时唐朝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执政者的需要下，“忠”、“孝”思想再次成为主流。
名士柳宗元穿越时空去反驳陈子昂，他在《驳复仇议》中认为，陈子昂的意见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柳宗元还在这篇著名的奏议文中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
唐宪宗年间，梁悦替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一案为情法之争划上句号。
韩愈在《复仇状》中指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杀或赦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尚书省经过辩论，最终裁定梁悦为父报仇，投狱请罪，特敕免死，决杖一百，发配循州。
从此形成案例，为父报仇可免一死，不免于流放之刑，成为封建王朝通行的规则。
在长达两千年的孝治天下中，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为父复仇者”也得到了舆论的同情。1935年末，因“五省联帅”孙传芳早年违背不杀俘、不戮降的通例，斩决施从滨。施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自首。
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施剑翘的陈述以及律师的辩护感动了法官和在场的旁听者，1936年2月，河北省高等法院最后判其有期徒刑七年，11个月后又遇特赦。
可以说，中国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破四旧等破除封建思想的文化运动，但儒家所构筑的忠、孝思想一直深植于中国人的思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