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没有文字还真是吃亏。
没有文字，事情就很难被长时间地准确记录，历史也就很容易就被遗忘掉了。
比如，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猫史官想，一般人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应该是下面这些东西：
而如果是一个文物或博物馆的从业人员，那么，她 or 他脑中的画面多半是这样的：
不过，即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即便是一个文博专业人员，如果没有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之中，提起夏商周的历史，也很难想到下面这些：
是的，它们是古蜀，
一个在夏商周的西南延续了两千年
同时也被人们遗忘了两千年的文明。
从中原往西往南，越过秦岭，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在成都平原上，在夏商周王朝的同时期，能看到这个自成一派、非常独特的地域文明。
古蜀人没有生活在中原腹地，它们没有文字，没有很好地记录过自己，它们也很少被中原王朝的史官所提及。要不是考古学家的发掘，人们可能会以为它们根本没有存在过。
成都平原的位置
成都平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活动，但是一般认为，进入文明阶段是从三星堆文化算起，因此通常意义上的“古蜀文明”主要是指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下面，猫史官就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们。
1.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文化是一个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层遗存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时间是距今大约4000~3100年，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到商代晚期。
早在民国时期，四川广汉就陆续发现了一些年代非常久远的玉石器和陶器。1986年，两个器物坑的发现更是震撼了世界，两坑内出土了高等级文物1700余件，不仅数量多，而且风格极其多元和古怪!
比如，三星堆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等器物，在以青铜容器和乐器为大宗的中国青铜时代，是难以被归类的奇怪存在，一直到现在，考古学界对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文化源头都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除了前所未见的器物，其他一些有些脸熟的东西到了三星堆，也都变得有点陌生了。
比如龙，变成了山羊的头;玉璧，多了一圈凸起;铜戈，多了一些“锯齿”;用来装酒的铜尊，也被放到了头顶……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
时间大约在商末周初，怪异的三星堆宝物被诡异地打砸、焚烧并掩埋进两个大土坑之中，文化和政治的势力似乎发生了转移，古蜀的新中心移到了现在的成都，文化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为十二桥文化阶段。
2.十二桥文化
十二桥文化是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距离我们现在大约3100~2600年，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
十二桥文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和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
其中，金沙遗址一边继续传承着三星堆的青铜人像、金器、凸领璧等“怪异风格”，一边也明显加强了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比如出现了用甲骨占卜的现象，虽然没有文字，但也是新现象;同时，也发现了中原地区使用的礼乐器——磬。
刻纹的黄金冠带
石磬
1959年与1980年，彭州市竹瓦街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的铜器包括容器、兵器两类。
其中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尊、罍等酒器。尤其珍贵的是1959年窖藏中发现了两件有铭青铜觯，根据器物风格和铭文推测，这两件铜器应是蜀人随周人灭商后得到的战利品，是《尚书》记载古蜀之师参与灭商战争的见证物。
十二桥文化在发展了500年之后，在大约春秋晚期的时候逐渐走向衰亡，但它与下面要讲到的青羊宫文化在时间和文化上存在明显缺环，三星堆、金沙独具特色的青铜人像、黄金器等消失不见，对鸟和太阳的崇拜也难寻踪迹，古蜀文明到了晚期，它的神秘色彩也逐渐淡去了。
3.青羊宫文化
青羊宫文化是以成都青羊宫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青羊宫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而止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
青羊宫文化的遗址不多，最著名的是1980年发现于新都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这座墓葬规模很大，在多次被盗掘的情况下，仍然出土精美青铜器近二百件，学者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应是古蜀国晚期的某一代蜀王。
马家乡的青铜器很有意思，很多都是五件成组，也有少数是两件成组，这在中国的青铜时代中，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组合现象。
马家乡墓葬出土文物
同时，马家乡大墓铜鍪、柳叶剑、铜鼎等器物还体现了与秦文化、巴文化、楚文化的交流，表明古蜀文化在这一时期似乎显得更加开放。
比如这件铜鼎，它的盖子内部有“邵之飤鼎”4个字的铭文，一般认为，这个 “邵” 也就是楚氏之“昭”，这个昭与屈、景并称为楚国三大氏。而且，这件鼎是比较典型的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和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铜鼎基本相同。表明蜀、楚两种优秀的长江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公元前316年，北方的秦国南下伐蜀，蜀王率兵拒秦，却兵败葭萌，秦国一举兼并巴、蜀。“秦灭巴蜀”成为古蜀文明的谢幕之章，但在秦国即将吞并六合、建立统一的大帝国这个庞大的历史图景前，却又成为揭幕之章。
秦并巴蜀之后，对四川盆地进行了大力的经营。比如这件青川木牍就体现了战国晚期秦国在四川发展农业的情况。木牍正反两面都有文字，正面记载了公元前309年，也就是秦武王二年，秦王命令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而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
青川木牍
秦国在成都平原修建都江堰、发展农业生产，将古蜀故地改造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
到了西汉早期，蜀守文翁在四川兴办学校、教化民众，使成都人由“不晓文字”变为“爱好文雅”;此后，汉武帝以蜀地为南下据点开发西南夷，在北方政治和文化的不断侵润之下，古蜀故地的文明逐渐消融，最终融入博大深厚的秦汉文明之中。
古蜀文明从兴起到消失，在成都平原上“超长待机”了大约两千年的时间，这在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古蜀文明最后消失于汉初，要算起来，距离我们现在也已经差不多有两千年，而这两千年，可以说是它被完全遗忘的过程。大概正是因为没有文字，关于古蜀的记忆在古蜀消失后没多久就开始模糊起来，晋代《华阳国志》还稍微提了几嘴，而到了唐代，李白就已经在纳闷“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了……越到后来，古蜀存在过的踪迹就越难寻觅。
我们平时总说，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但口头上的表述总觉得有点强行政治正确的意思，其实从古蜀文明的兴衰中，真的肉眼可见这种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华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线条的，在夏商周的边缘，存在着很多很有特色的地域文明，古蜀，无疑就是其中最绵长、最奇特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