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有举行早朝大典的惯例，唐朝的朝会基本沿袭了前朝的旧俗，是日晨天子坐早朝受百官祝贺新年。每年正旦还蒙蒙亮，曙光未开之前，朝贺活动就开始了，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等文武百官身着华服“以桦烛百炬拥马，方布象城”，而长安城也因百炬耀街陌，谓之“火城”。
杨巨源在其《元旦呈李逢吉舍人》诗中则突出表现了朝贺队伍整齐的仪仗和庄严肃穆的氛围：华夷文物贺新年，霜仗遥排风阙前。一片彩霞迎曙日，万口红烛动春天。称觞山色和元气，端冕炉火迭瑞烟。共说正初当圣泽，试过西掖问群贤。
除了在京的朝官外，各地方官也要携各地方特产作为贡品，远赴京师来行元旦朝贺之礼。唐帝国的繁荣昌盛，使得元日朝会异常盛大，整个活动不但有内外朝臣向皇帝贺岁，而且各少数民族政权和附属国的统治者也都奉巨礼前来向唐皇帝贺正，与唐帝国交好。
唐太宗《正旦临朝》道：“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赫窦俨冠盖，纷纶盛服章，羽旌飞驰道，钟鼓震岩廊。”足以尽显唐王朝映映大国气派。王建《元日早朝》诗曰：“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东方色未动，冠剑门已盈……”等等诸如此类的诗句，不胜枚举。唐王朝借万国来贺正的好时机，展示国威，弘扬国法，施政外交，这无形中也促进民族间的交流、融合。
元旦朝会礼制甚严，诸多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一切程序都必须按部就班，不容有失，否则轻者罚俸，重者贬官。据《南部新书》卷丁载：唐宣宗时期朝贺“……如逢宰相，即诸司火城，悉皆扑灭。或其年无仗，即中书门下率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横行拜表称庆。内臣宣答，礼部员外郎受诸道贺表。取一通官最高者，拆表展于坐案上，跪读讫，阁门使引表按入内，却出宣云，所进贺表。如有太后，即宰相率两班赴西内称贺。”
据裴庆裕《东观奏记》载：“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师卢钧，年八十矣。自乐口悬之南步而及殿口。称贺上前。声荣朗缓，举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贺。太子少师柳公权年亦八十矣。复为百官首，含元殿廷口远，自乐口南步至殿下，力已绵口，称贺之后。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权误曰光武和孝。御史弹出之，罚一季俸科。七十致仕旧典也。公权不能克遵典礼。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从上述两则材料可知，宣读贺表的职责往往是由朝中官位最高、最德高望者担当;无论地位与身份是何等尊贵，在元旦大朝会之时，一有失礼必惩无疑，即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柳公权也曾难逃礼法，受人耻笑。
宫廷朝贺礼毕，皇帝赐宴群臣，其中饮酒作诗以增雅兴，一则炫耀才学，二来为新年助兴。唐代的诗歌尤其发达，节日民俗更是文人墨客竞技的舞台。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元日朝贺的应制之作。而这些诗作中出现了不少关于君臣共饮椒柏酒的内容，这是民间风俗与宫廷礼俗互动的结果。据《唐诗纪事》记载：
景龙四年(公元711年)正月朔，唐睿宗赐群臣柏叶酒，群臣多作正旦赋柏树诗助武平一诗“绿叶迎春绿，寒枝历岁寒。愿持柏叶寿，长奉万年欢”。李又诗“劲节凌冬劲，芳心待岁芳。能令人益寿，非止麝含香。”此类椒柏酒应制诗为是时人赞美柏树物性，藉以表达人祈年祝寿的美好愿望。
主流的应制诗是描写元日朝会的隆重场面，辞藻华丽，内容极为空洞，多为为帝王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之作。如魏征《奉和正旦临朝应诏》诗云：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岂如今睿哲，迈古独光前。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这类应制诗不占少数，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唐代元旦朝会宏伟壮观、规模空前的概貌。
宋代元旦朝会状况与前朝大致一致。在元旦大会没有正式开始以前，宫外百官匆忙赶赴朝会，而皇帝此时则代民祭天祈福，希望来年能够风调雨顺、作物丰歉。之后，皇帝亲临大庆殿(正殿)，四大镇殿将军立于殿角，悬挂旌旗，设有黄旎仪仗队五千人，夹门填街，气氛庄严肃穆，场面十分隆重。
接着，《干安乐》奏响，“冠冕朝服”的百官、各少数民族使节及诸多藩使向皇帝祝寿，多次跪拜呼喊，祝福皇帝“万寿无疆”，并献上精心准备的贡品和地方特产。朝贺之礼毕，皇帝要设宴，赐酒以慰群臣，各国使节则在使馆宴。在《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等篇中均有详细记载：
“正旦大朝会，车驾坐大庆殿，有介胄长大四人，立于殿角，谓之镇殿将军。诸国使人入贺，殿庭列法驾仪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量冠，白袍青缘。诸州进奏吏，各执方物人献。”。
次日，皇帝还要在御园内赐宴，邀请使臣们一同观看射箭比赛，优胜者还获得额外的奖励。
南宋时，由于政权混乱，正旦大会曾遭停滞，绍兴五年(公元1145)得已恢复，但国力衰微，朝会规模明显缩小，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