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马新贻出名，是因为轰动天下且至今迷雾重重的“刺马”案。但对于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时的成绩，则少有人提及。
马新贻是山东菏泽人，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马新贻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正牌子进士，走的是科甲“正途”。马新贻从安徽的合肥知县做起，因剿灭太平军有功，步步升迁。1868年(同治七年)八月，马新贻的仕途达到顶峰，他从闽浙总督的位置上，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在两江的前任是谁呢?曾国藩。马新贻在闽浙半年后即调到两江，说明朝廷是在重点培养马新贻。
两江虽然号称天下财赋当国之半，但与太平军多年作战，两江早成了烂摊子。即使是曾国藩治理过两江，但两江，尤其是江苏，依旧千疮百孔。
江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量土地撂荒，无人耕种。一是战乱所致，二是农民种地赚不到钱，谁还愿做无用功?马新贻到任时，江苏竟然有60%的土地没有开垦。马新贻告诉属下：要恢复江苏元气，必须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马新贻给朝廷上折子，在朝廷批准后，马新贻下令：先确定土地的所有者。之前撂荒的旧田主，必须配合官府确定所有权，否则治罪。而确实没有主的土地，由官府出面，对外招人开垦。规定不管是本省或是外省，只要愿意耕地，官府会给予最大的优惠。为了体现公平，马新贻规定：外省来江苏的军事人员，不允许开垦土地。
一系列举措出台后，很多原来瞻前顾后的老百姓都放了心，旧主回来了，流民也有了种地的积极性。江苏农业逐步恢复元气和发展，客观来说，马新贻是有很大贡献的。
小农经济社会，农业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但在此基础上，人治，准确地说是吏治，是政治稳定的基石。所以，马新贻特别重视基层地方官的人选。有几个官员不是江苏的，比如山东济南知府袁保庆(老袁嗣父)。马新贻对他比较了解，早在他当浙江巡抚时，就想重用袁保庆，但被朝廷拒绝。这次任两江，马新贻又想起袁保庆，上折子称赞袁保庆为人清廉有正气，不傲上凌下。马新贻请调袁保庆来江苏任江宁盐法道，管一省盐政。朝廷本来还不太愿意，马新贻又上疏力保，说若袁保庆有错，臣甘与同罪。马新贻是两江总督，不能不给面子，朝廷同意了。
马新贻没看错人。老袁的嗣父在江苏盐政期间，日夜辛劳，非常廉洁，没有半点把柄可抓。1873年，年仅48岁的袁保庆死在江苏盐法道任上。可以说，袁保庆是累死的，这从侧面证明了马新贻看人之准。
除了保举人才，马新贻还在江苏到处弹劾办事不力的官员，丝毫不留情面。马新贻是两江总督，面子大，一弹一个准，官员们都怕马新贻，也都收敛了很多。
在清末，处在两江总督位置上的大员们，都必须面对洋务问题，毕竟还兼着通商大臣的衔。马新贻是旧派官僚，但他比较诚实，说自己对洋务不太了解，阅历较浅。不懂不装懂，这是官员难为可贵的品格，很多事情就坏在不懂装懂上。
只不过，马新贻的洋务观，严重跟不上时代。简单来说两个字：退、让。洋人在国内只要受到“不公正待遇”，马新贻就会约见外使，道歉加赔银子。马新贻的心思，无非是：我不懂洋务，那就尽可能的息事宁人，任期到了拍屁股走人。
马新贻要求属下对洋人不要节外生枝，忍一口气死不了人。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洋人在华的嚣张气焰。清末一步步滑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烂泥地里，马新贻是要负上一定责任的。
在清末那种守旧的大环境中，马新贻没多做什么，但也没少做什么。该做的，他都做了。他该做而没做好的，事实上有很多大员也都没做好，不能苛责马新贻一人。
马新贻在官场上的人缘是非常好的。他被张汶祥刺杀后，朝廷惜之，很多官员上疏请严查张汶祥，为马新贻讨还公道。
马新贻被刺时，虚岁也只有50岁，年富力强。他的死，直接影响了清朝在东南的海防建设。马新贻如果不死，继续留在两江。洋务可能办的不是好，至少能稳住两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