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昭公，子姓，宋氏，名杵臼，宋成公之子。内乱与侵略、控制与纠缠乃至更多让宋国衰败的迹象，随时出现在宋昭公成长的道路上。宋襄公当年的宏图伟业，已经成为宋国公室贵族们的黄粱美梦。只有在没有敌国入侵之时，他们才会意识到，宋国历代国君努力打造的“大宋王国”实则危机四伏。那么，为了保护宋国王室的安定祥和，为了保护宋国百姓的安居乐业，宋昭公能做什么?宋昭公又做了什么?
战争带给人的心理烙印，就像身体上的纹身一样终身无法抹去，但是每当这些人拥有施予暴力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毫不顾忌的发动军队，开启对别国的侵扰，不管是思想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或者疆域上的，历朝历代任何君主皆为如此。《史记》载：“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宋成公的弟弟子御弑杀太子和朝臣，是为宋后废公。宋成公时代的宋国受晋楚钳制，逐渐沦落为强者称霸的缓冲地带，宋国之声望随之跌至谷底。而君臣、兄弟，甚至父子间的猜忌，使得宋国君主的位置争夺战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游戏。
宋后废公篡夺公位，彻底将宋襄公当年所建立的仁义体系击碎，潜藏在内心深处那种渴望权力的欲望，在宋成公的几个儿子的心中逐渐膨胀起来。宋昭公子杵臼对于兄长，即宋成公的嫡长子，那个就连名字也没有留存史书中的悲剧中看清了权力争夺的本质，所有的资源都将围绕着宋国最大的那位王，即是要成为宋国君主而后，才可能享有这世间最大的荣耀。因此那场关于“宋人共杀君”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多史书中难以启齿的真相。在春秋战国时代往往有着一个不变的规则，即是只要欲望永无止境，乱局就会频繁发生，新的乱局环境总会释放和发掘隐藏在诸侯或权臣们内心深处的更多欲望。
宋昭公的欲望也是无法阻止的，尤其是经历过战争与内乱的公族成员， 对于乱世中的权力之重要性，其认可度必然会超越常人。他们对待王族成员多半没有任何亲情之眷恋，尤其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稍稍发现有任何机会，即会爆发出其内心中的叛逆小宇宙。《左传》载：“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这个宋襄公的夫人，也并非是个简单的人物，史书中明白的记载宋昭公的党羽孔叔、公孙钟离、公子卬等，皆为其所弑，而显然这些人都是宋昭公的左右股肱。这自然也证明，宋昭公能为宋人推荐成宋国君主，本身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当然在对待宋襄夫人的事情上犯了错误，也就是没有暴露出“斩草除根”的态度，或许本身还是受制于当时尚且死而不僵的礼乐制度。
宋昭公显然是跟其祖父辈有着共同的基因，积极参与到中原诸侯会盟与征战中，在与齐、鲁、晋、郑、楚等国的眼中，作为中原腹地的宋国有着其存在的价值。经历晋文公之后的数十年中，晋国陷入内乱，楚国在楚成王被逼迫自杀的内乱中尚未振作起来，中原的平衡局势并再一次打破。在新的一轮轮的称霸战争中，战火不仅仅漫过了太行山，漫过了黄河，更是向南直抵楚国。频繁的诸侯会盟，密集高强度的相与攻伐，中原需要一匹“独角兽”，睥睨群雄。然而，这匹“独角兽”显然不是晋国，不是齐国，也非楚国，自然就更不可能是宋昭公。看看当时在位的中原群雄，周天子为襄王，齐国为昭公，晋国为襄公，楚国为穆王，而秦国为穆公，最有机会称霸的也就是西方的晋国与秦国，只是他们距离中原都太远，对于宋国而言不具备任何的参考性。
《左传》载：“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宋昭公方当继位不久，就以臣服的姿态屈从楚国，成为楚国穆王在孟诸打猎的护法。有趣的是当年与宋国斗得你死我活的郑国，如今的地位一落千丈，亦跟宋昭公享有同样的遭遇。宋襄公、宋成公时代敢于与楚国正面对战，到宋昭公时期的这种格局显然刺激到宋国君臣的自尊，即便如宋昭公本人也对这种决策感到悲哀。没有可持续性的军事作战能力，王国的倾覆也就在顷刻之间，这即是宋昭公选择成为楚国的附庸的无奈之处。不管抬头仰望哪一片星空，都要低头看看脚下春秋战国时代的最基本的逻辑：军队的强权时代。
那些高喊着“尊王攘夷”的诸侯国君们，激情澎湃的时候，也还是要回头掂量掂量自己国内的经济实力和军事作战能力，谁的军队能打仗，谁就是大哥。宋昭公一生之中想要打的仗很多，但是打成和打胜的不多，毕竟宋国已非往日。“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同盟于新城”、“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这为数不多的三次会盟，都没有为宋国带来任何红利，也不可能达到宋昭公的预期。在白雪纷飞的季节，宋昭公立于宫城之下，一定会感叹，这刺骨的寒冷还要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