酗酒早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一种痼疾，一种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痼疾。酗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根源、社会生活条件、生活放纵、缺乏与这一痼疾作斗争的意志和其他许多原因。上任伊始，戈尔巴乔夫就在工作日记中写道：“1985年3月27日。1.质量，2.反酗酒，3.低收入居民……”
戈尔巴乔夫
在1985年4月4-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就“与酗酒和酒癖作斗争”问题的讨论时，戈尔巴乔夫坚持加强与酗酒作斗争，指出了酗酒的社会和生产遗传后果，提出要采取强硬措施加以整顿。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受到与会的苏联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加工工业的领导和一些农业专家的质疑。他们极力坚持自己对“酒”的态度。他们说，这样一来国家在预算方面要损失几百亿卢布，葡萄种植园也会遭受损失，许多葡萄酒厂的机器设备将要报废。在国家计委副主席试图证明限制酒类销售会冲击预算，无法弥补50亿卢布的“伏特加酒钱”，戈尔巴乔夫怒气冲冲地反驳道：“你打算坐着伏特加进入共产主义!”
嗜酒如命的俄罗斯人
于是，禁酒运动在社会范围内展开。减产的不光是白酒，还有白兰地、干葡萄酒、香槟酒。进口酒类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这使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酿酒业面临经济破产的危险。运动高潮时甚至连酸牛奶也差点遭禁，因为怀疑它也是酒精饮料!所有这一切即使不是有害和危险的，也是可笑的。在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家管理法律体系之前，唯意志论就始终是现实危险，它会带来一切可能的恶果。
首先，国家财政受到严重削弱。反酗酒运动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减少了数百亿卢布的税收，并第一次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雷日科夫估计，从1986-1988年的3年时间，国家税收减少了670亿卢布，按照当时的官方兑换率为1000亿美元。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人们试图放慢一下解决问题的速度，至少遵守决定中规定的数字，然而这件事主要由党的监察委员会管，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戈尔巴乔夫说，“当大家肩并肩坐在政治局会议里时，都慷慨激昂地主张根治酒害，而当我私下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个别交谈时，他们却一个劲地咒骂那些决定，反对降低酒类生产的速度，据我所知，他们自己的嗜好都没有改变。”
禁酒宣传
其次，社会犯罪现象急剧滋生。对伏特加的需求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机会，该政策导致了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突然增长。与美国的禁酒时期相类似，当然是出于良好意图的改革者反酗酒即兴之作，尚在俄国的“芝加哥男孩”出现之前，就生出了苏联的“芝加哥黑手党”。往后除了酒类黑手党之外，又新增了石油黑手党、铝业黑手党、银行黑手党等等“弟兄”。紧跟他们之后，“政治黑手党也理所当然地出现”。
再次，损害了人民的改革热情。就负面影响来看，这场运动在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后果也不小。让人不禁想起一句俄罗斯谚语：“你强迫傻瓜祷告上帝，他会把脑袋磕破。”酗酒如同在全世界不受欢迎一样，在俄罗斯也从未有过好名声。正常的劳动道德谴责工作时间酗酒。但是，饮酒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婚礼、丧礼和重大节日必不可少的标志。不能用自己的钱购买没有被禁的(!)伏特加，全国所有成年人处于被控犯有酗酒罪的状态，只会使行为能力被限制者火冒三丈。在整个城市或大城区的两三个商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成千上万的人用生动、“慷慨激昂的语言”数落禁酒运动的始作俑者米·谢·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战友。可是对投机的酒商来说，有了大有作为的机会。不管白天还是夜间，只要付出两倍的价钱，任何时候能从出租车司机手中买到酒。“官方反酗酒斗争的愚蠢在于，它使国内切实可行的不饮酒运动告吹。”
酗酒的人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声望受损。如此轻率地作出的决定给国家的经济和领导人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民不理解也不接受这些仓促采取的措施。许多人后来认为，禁酒令是改革计划中唯一实现的决定。“但这种看法不对，这项决定并未贯彻到底。中央委员会收到数千封愤怒的来信，那些当初呼吁同酗酒作斗争以挽救自己濒临离散的家庭、使丈夫和孩子免受病痛折磨的妇女们，这时却请求增加白酒销售量，因为男人们又改喝香水和牙粉了。在国内，人民同政府和执法部门展开了一场地下斗争，最主要的是，国家的酒类专卖权被破坏了，而且简直无法恢复，到处都有人私自酿酒，而酿酒原料主要是糖。从那时起，酒和食糖的问题成了居民最紧迫、最头疼的问题，同时对党和戈尔巴乔夫也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反对aqc
禁酒运动声名狼藉，到1988年便无声无息地寿终正寝了。但是，反酗酒运动却成了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改革标志。它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实际步骤是怎样地考虑不周，其中包含了他的政治失误、经济失误和心理失误。“果然不出所料，就连专制时代或者极权主义时代最果断的执政者都未敢尝试的、通过命令方式达到俄国人人清醒的做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它在国家预算中留下了第一个、不过也许是致使的窟窿，还留下了理所当然地冒出的生产和地下销售家酿烧酒和伏特加酒代用品的黑手党……以及数百则笑话，嘲讽的对象自然是‘改革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