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文天祥
文化传承是需要人去实现的，一代又一代像文天祥式的人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五胡乱华的民族噩梦里、五代十国的乱世里、匈奴人的崛起、蒙古人的屠刀下、满清借势而行的强改衣冠。靠什么让华夏五千年不灭?文天祥在元朝统帅伯颜面前毫无惧色，他义正言辞的说:“若北朝想让宋为附属国，那就请你退兵，然后再商议岁币金帛之事，此为上策;若一定要把宋朝灭掉，恐怕许多地方难以攻取，胜负难料，请大帅深思。”
元军统帅张弘范劝说文天祥投降，但文天祥视死如归，要求将自己处死。张弘范认为文天祥是位难得的人才，没有杀他，把他软禁在军船上。
文天祥在船上，面对零丁洋，思绪万千，如浪涛翻滚，一首诗突然在脑海浮现，遂提笔写下千古流传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不知感召了后代多少仁人志士为正义事业而英勇献身。在南宋危亡的紧急时刻，文天祥尽己之力，组建义军，毅然起兵反元，即使被押解到北方途中，侥幸逃生，仍不忘积极抗元。而且他被俘之后，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最终以身殉国。他的一身浩然正气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第二位、屈原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虽然屈原当时所爱的“楚国”与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概念，或者说当时的屈原尚仅是一种“宗国”情结，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他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仍然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文化原型与精神典范。屈原的爱国和忧国忧民，不是停留在一般信念和文字上，而是与他的“九死不悔”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和他的生平，构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之所系、基石所在。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更需要成千上万富有高尚爱国情操的仁人志士。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高举这面爱国主义的大旗，培育全民的爱国情怀和爱国之心，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
第三位、方孝孺
朱棣本不想杀方孝孺，因为方孝孺的名声很大，门生更是遍及天下。正如姚广孝所言：“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奈何，方孝孺太不给面子，人家朱棣刚刚打了胜仗，夺得天下，方孝孺却痛哭流涕，形容槁枯，仿佛死了亲人的似的。朱棣虽然心有不悦，但想着还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以便为自己的谋权篡位多找一块遮羞布，也就不以为意。
方孝孺死也不肯给朱棣写诏书，对于这种顽固分子，朱棣当然也就脱下了仁慈的面具，露出人性中那最邪恶的一面，威胁方孝孺：“即死，独不顾九族乎?”一般的人都受不了这种威胁，自己身死道消还可以说“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若还连累亲朋好友，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也无法忍心。但方孝孺却不是一般的人，面对朱棣赤裸裸的威胁，反而用更大的声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都知道株连九族，方孝孺却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之人，总共873人全部被凌迟处死。
尤为悲惨的是，朱棣为了让方孝孺痛苦不堪，是当着他的面处决他的家人、朋友。最后，再予以千刀万剐，让方孝孺被一刀刀折磨死。据悉，生命的最后一刻，方孝孺依旧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12个“篡”字，忠君之心天地可鉴、日月可昭。
第四位、史可法
史可法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他在明朝时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明朝灭亡后，以史可法为首的明朝遗臣在南京组建了南明弘光政权，并拥立福王朱由崧(弘光皇帝)为帝。此后一年时间中，史可法担任督师职务，坐镇扬州，统筹江北四镇军务，为防范清军南下做准备。
不久，多尔衮意欲兵分两路，一路西进灭大顺，一路南下灭南明。其间，大顺军在河南发起了一次反攻，大败清军。迫使多尔衮改变进军路线，两路人马同时西进，这才令弘光朝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后世多认为弘光初立，“正人盈朝”，只是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败坏纲纪导致弘光朝颓败。其实这种观点完全是由东林党大肆宣扬而成，而将其发扬光大的正是黄宗羲。
从史料看，南明弘光朝的迅速覆灭，史可法要负上很大责任，他的才能难堪大任，与马士英等人在政治能力上并无区别，只是史可法的人品道德更为高尚。史可法可以算一个忠臣，但绝不是一个能臣，甚至有些平庸，历史的风云际会把他推向了风头浪尖。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敬仰他的气节操守，但这些光环之下的，实则是一个文人在乱世之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