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日本上古时代的粗布服装，窄袖斜襟与古代中国穿著十分相似。但是，真正有文字记载，将中国服饰引进日本，并将之制度化，应该是从奈良时代开始。
在日本奈良时代正值中国盛唐时期即公元8世纪，中国对日本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最为重大，日本派出大批学者、僧侣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者把唐代文化艺术、律令制度都带回了日本，这时，中国古代吴越地区的宽袖、叠襟式长衫流传到了日本，成为上流社会正式场合的礼服，特别是朝廷的正规制服。在此后的历史变迁中，虽然和服不断得改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和服的基本要素始终没有脱离吴服的定格。对于和服的传入还有一种说法：奈良时代，中国唐代的服饰传入日本，首先在贵族中流行，被称为唐风贵族服。
到平安时代(九世纪以后)，由于受到当时国风影响，对唐风贵族服加以若干改造，衣服色彩开始多样化，如袖子、胴体变长，衣服的幅度变宽。为给人以美感，穿时紧紧贴在身上，有意识的显示出人的线条美，在衣服上印上家纹，，古代日本按姓氏每家都有家纹，估计家纹数日超过二万种，便服设计开始礼服化，是进入室町时代的特征。
桃山时代(十六世纪中叶)，人们开始讲究不同场所穿著不同服式，于是出现了参加婚宴、茶会时穿的《访问装》和参加各种庆典、成人节、宴会、相亲时穿的《留袖装》。
江户时代是日本服装史上最繁盛时期，现今所看到的和礼时喜爱的服装，和服及其饰物还成了布置室内的装饰品。服饰上的这种变化，日本人称其为国风化。从此这种服装便固定为日本的和服。
因而，和服必然与中国古代隋唐时代服饰间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是服饰的纹样，隋唐时代的服饰纹样“大部分都以花卉为主，或是把花卉作为陪衬，图案规范、工整、连续、对称，部分形象趋于写实。”刘勰在《文心雕龙》一文中，论述到艺术创造活动中主客体的辩证关系，提倡一种“自然之趣”，认为“自然美”比“雕琢美”更具高尚的形态美。以大自然为对象的花卉写真本身就是美丽的图案，有着工艺的美与图案的美的双重语意，而且更具有生态中花卉的译音。日本和服的造型与图案面料的写真，具有和服图案特征的樱花，被如此夸张变形，也是“对生态的神韵的形象赞颂”。
其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的古代，女子是禁止抛头露面的。《札记•内侧》规定“女子出门，必拥闭其面。”从中国魏晋时期的“面衣”，到隋唐时期的“幕罗”，再到唐高宗时期的“帏帽”，虽然形式在不断的改变与革新，但是，作用全部都是为了遮掩不被看见。而在日本女子则是基本足不出户的，因而屏风就起到了遮掩的作用，这和日本沿袭的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是分不开的，而且近乎到了严酷的程度。
第三，从唐代服饰的衣领上来看，从侧面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开放，甚至出现了“坦领”，里面不穿内衣，坦胸脯于外，唐诗中有“粉胸半掩疑暗雪”之句。虽然说唐人欣赏的重点在胸部的风韵，日本在同一时期的服饰出奇得相似，特别是领口的凹陷设计，为的是显露脖颈的肌肤细嫩、修长，直到以后的歌舞伎的服装依然保留了这样的风格。这牵涉到了日本人的独特审美观。
第四，先前奈良时期的服饰，依然传承了唐衣的宽袍大袖，孟浩然《春情》诗： “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就是诗中所描绘的穿着。在日本除了受到中国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宗教。 “宽”的容量是比较大的，服饰越宽那么人的躯体就越抽象，这样不仅仅隐藏了具体的躯体，也隐藏了人的性格。从视觉对深度的识别上来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焦点以外的东西看起来就比较模糊了，所以宽大的衣服比较能够吸引人的视觉焦点，是周围的形象比较模糊，人的形象就高大起来7。
第五，唐代的妆面风格直接在日本流传，从歌舞伎的形象中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到，粉面，阔眉，小朱唇，面厣、斜红，都在当时蔚然成风。不同的是对于发的处理，日本古典女性长发梳理，使长发与装饰溶为一体。如同在大自然中，树木的枝干，也有着天然的梳理一样。树枝垂挂如同梳理的长发。日本妇女头饰具体的任何一个装饰配件以及饰物，都是有特别要求的，就像中国京剧人物中，无论是老旦，花旦等特定角色，头饰都有特定的规范与做法，日本多以花为主。
由此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对日本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今，和服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民族服饰，只有在盛大场合人们才会穿着，无论现在如何去欣赏，她们无不给日本增添了色彩和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