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0年，随着天津的陷落，各地洋人即将进攻京城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使已经在北京围攻西方各国使馆的义和团乱民纷纷逃窜，京师重地人心慌乱，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听到这样的消息，也顿时乱作一团。据说，当时慈禧已有了“军败国辱，乘舆播迁”计划，史载早在庚子年七月十六日，“两宫已有西狩之志”，只是“以车辆未备缓行”。不过，笔者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一则这种临危西逃的想法只是慈禧一宫的决策，并不是两宫共同之意，二则“车辆”未备的理由也不能令人信服，所以，这种说法应该只是慈禧为西逃设下的“漂亮”借口。
七月二十日夜，慈禧仅召见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向其明确表示出走之意，慈禧说：“今只余尔等三人，余均自为计，不复恤吾母子矣。尔等当随吾行。”第二天，天不亮，慈禧等便仓皇出逃京城。从本次出逃之意亦可看出慈禧之虚伪和无耻，在国都即将破门之际，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慈禧却丢下国之心脏一走了之，为遮丑慈禧还将此次西狩归为臣下劝谏所致，对臣下说：“我本意不出宫，一老妇耳，生死何足介意，而端王、澜公劝予即行，复以乔装相劝”。另借光绪之口说：“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社稷，上谢九朝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中”仓皇逃走。不仅如此，就在西行途中(七月二十六日)，慈禧还恬不知耻地以光绪帝的名义下发“罪己诏”，说“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是以恭奉銮舆暂行太原。所幸就道以来，慈躬安健无恙，尚可为天下臣民告慰”。
其实，按照其它一些历史资料记载，早在慈禧离京之前，光绪帝就曾向慈禧表达“请母后西狩”，留其在京与列强进行谈判善后，光绪帝曾恳求慈禧说：“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非有恶意，儿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但慈禧仅把光绪这种提议看作是其要借机夺权，所以他宁可国家和京城损失更多，也不愿光绪帝跑出她的手掌心。据说，光绪帝回宫后，穿着朝服打算自己亲赴使馆，却被小太监奔告慈禧。慈禧闻听，立即亲往严命褫去朝服，仅留一件布衫，并严禁其出屋，直至后来随其一同出走。甚至就连光绪帝宠爱的珍妃，在被慈禧处死之前，也谓皇帝应该留京。
慈禧除了在发起出逃之意上虚伪做作之外，还没有晓谕所有王公大臣，致使城中许多人第二日都不知所措，还有其沿途所过之地也不知慈禧的驾临，搞得非常潦倒。即使王文韶、刚毅、赵舒翘，虽在出走前夜被慈禧召见说明次日出走之事，但却未被告知出走的具体时辰。王文韶回忆说，他在二十一日一大早即入宫了解太后行踪，却不想慈禧已携光绪帝出走，及“至二十一日早七钟，我坐小轿进城，始知两宫已黎明出城矣。后追及乘舆于怀来，才得见两宫”。而当时追随慈禧者仅端王、庄王及澜公等数人而已，至于在地方上的督抚就更毫不知情了，连张之洞等人也是后来才知道慈禧已携带光绪帝出逃。
由以上可见，慈禧出逃之突然，以及其他王公大臣对慈禧此举的不知所措。关于慈禧当日逃至怀来县时的情景，由于混乱不堪，所以记载不详，但有零星记载曰“这日老佛爷寅时即起，只睡一个时辰耳”，另有记载说“太后皇上均坐车出德胜门，行至贯市，始由光裕驼行孝敬驼轿三乘。皇上与伦贝子同同坐一乘。直至怀来县、宣化县，两宫皇后大阿哥始均坐轿。复因仓猝出宫，太后仅穿蓝布夏衫，头尚未梳。皇上则仅穿黑纱长衫及黑布战裙两条而已。铺盖行李一切均不及随带出宫，三日夜间只睡火炕，既无被褥，又无替换衣服。饭食更无人进奉，只以小米粥充饥。其狼狈情形，不堪言状。嫔妃及宫女等均未带出，太监亦只有寥寥数人。诸王贝勒等随扈者亦少。礼王、荣相、启秀等均未相从随行，仅有端王、庆王、那王、肃王、伦贝子及公爷数人而已。堂官则有刚、赵、吴、王、溥兴五人。另有小官和神机虎神营八旗兵约千余人，另有其它营兵千余名。沿途各铺户均闭门逃遁，到处均无从购物，故凄惨处尤觉非笔墨所能祥记也。”
慈禧在庚子年西逃之始的狼狈状由以上可见一二，在国家危难之际，慈禧不思守护京城及百姓，自顾逃命，而且还死死抓着权柄不放，这种祸国殃民的行径恐怕也只有她才能做得这么淋漓尽致，难怪其在史上恶名之盛如此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