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世纪，日本国多次派遣唐使进入中国，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并通过大化改新以唐朝为模板建立了所谓的“律令制国家”，将日本带入了真正的文明时代。这套教科书的说辞为我们带来了日本全方面模仿大唐从而强大发展起来的印象，也让很多人觉着日本才更好传承了唐朝优秀典范。
实际上，日本人虽然在物质文化与艺术层面确实大量传承了唐朝的基因，但是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制度文明，尤其是大化改新后建立起的唐朝政治经济制度，其实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抛弃，成为了昙花一现的模样。
图/日本来华路线
01 唐朝制度好?
推古天皇的改革中，圣德太子引进了中国政治理念中的君臣观念，作为改革的思想武器。他援引中国儒家学说，强调：“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这种对君主关系的制度化无疑是向当时日本国内强大的氏族豪强势力发难。
其所制定的“冠位12阶”，便是用中国儒家学说的“德、仁、礼、信、义、智”来分别称呼各个位阶，从而营造君臣之间巨大的身份差距。这种制度很快就在后来苏我氏的等旧氏族贵族的反扑浪潮中被束之高阁。
在随后的大化改新之中，大中兄皇子与中臣镰足以实现唐朝模式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为目标继续改革。他们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也全面模仿唐制，试图建立起能够与新型律令制国家相配套的新型经济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日本君主想要得到大唐效果都极为困难。
02 无法推行的唐朝模式
在《改新之诏》中，大中兄皇子规定模仿中国的均田制，建立班田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公地公民制，公民全部登记造册，直属国家，国家按公民人数班授口分田。公民向国家交纳租税，并每次都登记在册。
很明显，改革目标是彻底打破传统的氏族豪强所占有的私有地、私有民制度，相当于从中国早期“封邦建国”的井田时代直接飞越到隋唐时期的均田系统。然而，这种形式上的模仿，很快就暴露出严重的不适应，有些措施甚至连形式上的维持都难以继续。
班田收授法仅实行了50多年(从公元650年第一次班田开始)，已经开始有农民因不堪重负而逃亡他乡躲避赋役。
图/模仿均田制的班田制
很显然，这种制度在中国战乱频繁的南北朝与隋唐初年可以给中国农民一定程度的帮扶，但是对已经习惯归属氏族豪强的日本农民而言却是负担。在日本民众用脚投票的选择下，日本政府只好于749年颁布了“永世私财法”，规定今后农民垦出的田地不再收公，永为私有。
与中国的唐朝后期一样，日本的地方官吏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公田，截留租税，一方面私藏流民，垦殖私地，通过扩大私地私民，迅速成为富甲一方的地方豪强。在私有化的浪潮中，皇室也不能幸免，天皇下令开垦“敕旨田”，征用农民的徭役开垦和种植，收入归皇室所有，田地则成为皇室的私有田。中央政府对于土地的丈量、登记与计算也就更是痴人说梦的想法了。
图/日本豪强庄园
在政治领域，改革派模仿唐王朝，建立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行政系统，中央机构设置二官、
八省、一台等官僚机构，在地方上设置国、 郡、里等统治机构，官员称“国司”、“郡司”、“里长”等等。这种改革明显是想将日本郡县化无疑。
然而，在经济上无法得到农民信赖日本政府在基层地方治理方面也寸步难行。任命的官员于所在地区的民众不服，致使政令难以推行，社会秩序难以保证。
最后，日本政府只好改为重新任命当地名门子弟，因为他们对农民具有绝对影响力，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其中许多人就是原来传统制度中的国造、稻置、村首等地方首长。就这样，日本中央政府希望掌握基层地方政权的野望也只能作罢。
图/日本国郡地图
03 不一样的日本
终于，在对氏族的政治经济攻势失败之后，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之中氏族权贵的地位。从天智天皇开始，日本高层对传统的氏姓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造和利用，最终形成了天皇与核心氏族共同掌握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协商政治模式，放弃了对于唐朝绝对君主与中央模式的学习与借鉴，逐渐走向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文明。
至于为什么日本终究走向了与西方社会类似的中世纪封建体制，而不能选择唐朝模式，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的特殊属性来寻找根源。从秦国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中央绝对碾压地方的单一化国家体系，存在于社会中的传统豪族力量在秦制社会中是必须彻底解构并消弭的存在。
即使在中央集权弱化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具有相当力量的士族权力能够在地方与中央形成对峙，但是经年累月的农民起义与民族战争依旧会逐渐碾碎地方豪强的经济基础，甚至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肉体消灭(侯景之乱与黄巢起义)。
唐朝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大量推行与士族集团的彻底消亡，基层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终于完成了从地方精英到科举官僚的转化，秦制社会的巅峰状态也得以长期保持。
图/毁灭士族的黄巢起义
然而，日本社会这样土地狭小，资源匮乏的国家，从一开始就难以产生绝对权力的滋生的温床，豪强氏族地主在没有长期内外部战乱摧毁，且不存在科举制进行权力替换的社会中，自然可以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协商共治”的非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