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商业对中央集权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的会产生威胁;二是商业威胁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行使其广泛的公共职能。但是这种结论只注意到了一方面，没有注意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没有注意到“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观念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一、儒家的商人观
中国古代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也就是“士农工商”几个阶层，在漫长的历史中，商人始终处在最底层。
(古代商人)
孔子说过“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一个人如果只看中利，那就是孔子眼里的“小人”，也就是儒家眼里的“小人”。
中国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仁”，也就是道德。一个人社会价值的高低并非完全取决于财富，而是这个人的“德”，所以在中国人的财富观中，德远比财重要。那些没有多少财富，但致力于传播圣人之道的士人，比一个大财主更受到人们的爱戴。一个重利轻义的人，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远比以逐利为目的，甚至有时见利忘义的商人更值得尊重。
封建社会商人及商业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和稳定作用与现代社会不能相提并论。孔子说“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只有农业才能满足国家与人民生存的需要，农业是改善民生、稳定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
二、古代的经济模式
从商周时期起，中国实行的便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虽然这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崩溃，但是不管是收实物地租也好，还是收货币地租也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家一户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仍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主体。
但是小农经济的稳定性是很不够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固然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经营规模小的特征决定了它抗风险能力差，这种风险不单指自然灾害，也包括其他行业的单击，所以小农经济需要政府的保护。但是商品经济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放任商业的发展，势必会有更多的农夫去参与商业，使得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下降，这样对统治者的国家稳定是不利的。所以商鞅说：“农少商多贵人贫”;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都将商业视为农业的威胁。要想保护小农经济，必须要抑制商业。
《史记-平淮书》上说，刘帮得天下之后，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怎么个“以困辱之”呢?
一是对商人进行打击。
任何一种商业，只要有利可图，就收归官营。这就是形成于汉代的“禁榷”政策。这些商业对象包括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等等，如果有人敢和国家争利，历代王朝政府都会用铁拳打击。汉代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唐代“贩私盐一石至死”;宋代“鬻卤盐三 斤者仍坐死”，明清 “凡犯私盐者 ，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这都是利用国家机器对商人进行打击的政策，目的也是防止商人插手暴利行业，与国争利。
二是征重税。
商鞅变法时就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从汉代起，光是人头税，商人就要双倍交纳。之后的每个封建王朝，对商人征的税都特别重，目的就是逼这些人改行务农，是一种“寓禁于征”的手段。
三是币制经常更改，或者改变钱币的发行量，使钱币贬值，将商人的财产稀释掉。
以上三种方法经常是一齐使用的，也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将商人的财富收到国家来。
在政府的打压和思想的禁锢下，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农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又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定程度。以农业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决定了政府必须重视农业。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业和商业大多数时期是一种对立关系，所以重农抑商就形成了传统和必然的选择。抑商被视为保护农民，为民谋利的一种思想和政治传统，并且是随着封建政治的发展而越来越严厉。这么做的直接好处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减少人口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和封建统治。
三、抑商的社会根源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其专制的君主制社会，人民只能听从皇帝和他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绝不允许民众脱离专制国家的控制。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秩序，朝廷采取了严厉的“困”商政策，目的是“重征商税使无利自止”、“重关市之赋” ，使商“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商人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土地的地主阶层占有制，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地主阶层获取其集团利益的基础，所以维护自然经济、保障获取利益的基础便成为地主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听凭商人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兼并之中，必然会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会与地主阶级争夺利益，因此抑商是地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不二选择。
“重农抑商”最早是由法家提出来的。法家实行的是农战政治，“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把人民引到农战轨道上，“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才能使更多的人安于务农，使国家的粮食能够保障战争的需要。
儒家虽然与法家有过“德刑之辩”，但在抑商重农上，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结论上双方是一致的。儒家认为商贾控制市场必然会盘剥农民，也必然会与君主争利，其带来的政治后果是严重的。但是提倡以德服人的儒家在抑商的手段上反对法家的简单粗暴，认为要从排斥商贾占有市场、剥夺商贾之利入手，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直接贬黜商人政治、社会地位。
具体到操作中，该如何操作?那就是利用货币杠杆，由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以货币干预市场，逐步实现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并将商人从市场中排挤出去。
四、统治者眼中的商人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的主流，因此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被后世的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虽然手段上每个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以唐代为例。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个重视农业的皇帝，他在《贞观政要》中说道：食及民天，农业的丰欠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政治的盛衰安危;农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务农与赏罚一样是“制俗之机” ，民众一心务农则性格纯朴，遵守礼义，否则就会贪婪逐利。重农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化民之术。
商人或商业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君臣上下贵贱尊卑的经常因素，封建等级秩序要求的是 “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而商人的出现就破坏了这种平衡的秩序。“商人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严重地威胁着封建宗法专制秩序。
中国人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是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一种“均贫”状态，民众永远互相分散孤立，为温饱忙碌，也没有财力去与官府抗衡，因此这种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安全的秩序，是秩序的破坏者，必然也是政府抑制的对象。
商业也影响社会风俗。古代商人普遍文化不高，伦理道德意识薄弱，也并不注重自身修养。商人有钱后，其家“男不耕女不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甚至很多商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重视，其后代理我容易骄奢放纵，有的还成为一方一霸，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破坏相当严重。
可是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商人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功利风气，造成统治者眼里的“弃本业，逐末利”的社会风气，所以儒家才会大声疾呼“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
五、如何抑商
封建社会对商人的抑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要交比普通人更高的税，甚至在魏晋时，商人穿鞋子也必须一只白色一只黑色，以此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这是一种人格上的贱化，是将商人与罪犯、贱民放在同一位置的规定，表明商人的地位远低于普通庶民。因此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商虽可致富，但不能当官，也不能光宗耀祖，确实对抑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是小农社会。这种社会是以农业为国本，只要国有余粮，有可战之民，就不怕任何灾难。而小农社会更方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的推广，更有利于形成“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的静止的、封闭的社会，才不会产生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这也是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对商业的本能抑制的原因。
六、重农抑商是对是错
虽然统治者实行“抑商”政策是为了满足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但我们在分析这个政策时，也应该站在客观的角度，对其历史性和必然性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这一政策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长，这于重农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重农才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求，而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模式，是封建社会最为平衡的社会发展模式。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政府如果放任商人群体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商人手里。唐代“开元盛世”时，正是商业繁荣，政府对商人的容忍度比较高，才造成了一大批大商人和暴富者，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国家财政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国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也是安史之乱的一个诱因。从那之后，大唐盛世不再，甚至造成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
重农抑商政策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使得小农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土地兼并，阻止了商业资本向土地的渗透，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的几个盛世，多是在重农抑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古人不知道钱的好处，而是不能让钱集中到少数人手上，从而对统治和社会稳定产生危害。从这个角度上说，重农抑商，是有一定道理和进步意义的。